王澤山和侯雲德獲得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
來看看他們有多牛？

來源：黨報頭條微信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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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2017年度國家科學技術獎勵大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南京理工大學教授、中國工程院院士王澤山和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員、中國工程院院士侯雲德，獲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

　　這兩位科學家到底書寫了怎樣的傳奇？

一

王澤山院士：“以身相許”火炸藥

　　“學術會議參加不少，但對這種採訪不太適應。”眼前這位三次獲得國家最高科技大獎的“80后”院士並不太習慣面對媒體，有點腼腆地說：“自己只是個一輩子隻能做好一件事情的人。”

　　中國工程院院士、南京理工大學教授王澤山在火炸藥這個“不起眼”的國防領域，整整奮斗了64個年頭，為我國火炸藥事業從跟蹤仿制到進入創新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書寫了一段帶領我國火炸藥整體實力進入世界前列的傳奇。

　　投身“不起眼”的火炸藥領域

　　火炸藥是火炮、火箭、導彈、航彈、魚雷等火力打擊武器的能源，完成發射、推進和毀傷功能。火炸藥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一個國家武器的裝備水平，並有效提升傳統兵器到尖端武器的戰斗效能。但在世界近代幾百年的時間裡，我國的火炸藥技術卻一直落后。

　　王澤山從19歲進入哈軍工開始，就選擇了火炸藥專業。“跟航天、導彈等熱門行業相比，這項工作太基礎、太枯燥、太危險了，甚至一輩子也出不了名。”正因為這樣，同期20多人中隻有王澤山一人報了這個“不起眼”的專業。

　　他堅信，任何專業都可以實現自己興國強軍的夢想。甚至是在文革那個特殊的年代，也沒有中斷過自己的研究。文革一結束，他也迎來了自己科學研究的大“爆發”。

　　1985-1990年，王澤山率先攻克了廢棄火炸藥再利用的多項關鍵技術，為消除廢棄含能材料公害提供了技術條件。該技術獲1993年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一等獎。

　　與此同時，王澤山又針對火炸藥的另一世界難題——低溫度感度技術發起沖擊。他帶領團隊不斷嘗試，打破原有規律，構建了火藥燃速與燃面的等效關系，並發現了能夠彌補溫度影響的新材料，解決了長貯穩定性問題，顯著提高了發射藥的能量利用率。該技術獲1996年唯一一項國家技術發明獎一等獎。

　　如今，該技術已應用於我國武器裝備，使武器性能擺脫了環境溫度的影響。而國外的低溫度感度技術至今仍存在貯藥穩定性、使用局限性等問題。

　　回顧與火炸藥“以身相許”的60多年光陰，王澤山對於當初的選擇始終無怨無悔：“這是一個國家需要、個人前途更加燦爛的最佳選擇。”

　　創新就是多想一步

　　王澤山的學生們都說：在老師的身上，體現得最充分的是堅持不懈、永不服輸的拼搏精神和追求卓越、勇攀高峰的創新精神。一個問題的解決，往往意味著他另一個新研究方向的開始。

　　遠射程與模塊發射裝藥是火炮實現“高效毀傷、精確打擊、快速反應、火力壓制”的關鍵技術，也是火炮系統現代化重要的發展方向。

　　王澤山帶領團隊耗時20多年，利用自己另辟蹊徑創立的裝藥新技術和彈道理論，終於研發出了具有普遍適用性的遠射程、低過載等式模塊裝藥技術。該技術獲2016年國家技術發明獎一等獎。

　　通過實際驗証，我國火炮在應用該技術后，其射程能夠提高20%以上，或最大發射過載有效降低25%以上﹔應用此項技術使彈道性能全面超過其他國家的同類火炮。這項提升我軍主戰武器火炮性能的核心技術目前已廣泛應用於我國多種武器裝備和型號的研制。

　　“王老師經常講，創新就是多想一步，不去重復別人的老路，遇到困難頂著上。”正因為受到王澤山學術思想和人格魅力的感召，他的首位博士生蕭忠良畢業多年后又選擇回到南理工與他一起工作。

　　王澤山在學術研究上時常諄諄教導他的團隊：“凡是從事工程技術研究的人，不能一味地跟蹤國外的研究、簡單地仿制研究，一定要有超越意識，要做出真正有水平的研究成果。”

　　如今，82歲的王澤山帶領他的團隊已經將目標瞄准了新的研究方向，准備向新的技術難關發起沖擊。他說：“作為從事科學工作的人，我更加明白科學技術的力量，也深深懂得重要科技領域的優勢是維護國家安全的重要籌碼。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是每個中國人渴求的，也是人人有責的。正是它在始終支撐著我。”

　　“低溫感”的學術大家

　　在王澤山的生活裡，從來沒有節假日的概念。即使是現在80多歲了，他一年之中，依然還有二分之一的時間是工作在試驗場地。

　　由於火炸藥的易燃易爆性，很多實驗尤其是彈藥性能的驗証過程都必須在人煙稀少的野外進行，這就注定了實驗環境條件都是艱苦的。盡管如此，王澤山從來不在辦公室裡坐等實驗數據和結果出來，而是不顧年事已高，親臨一線參加相關實驗。

　　讓團隊成員堵平副研究員印象深刻的是，有一次他們去內蒙古阿拉善靶場做實驗，當時室外的溫度隻有零下二十六七度，就連做實驗用的高速攝像機都“罷工”了。可80歲的王澤山卻和年輕人一樣，在外面一呆就是一整天，他還開玩笑地說：“我天生‘低溫感’，承受得住。”

　　這位受人敬重的學術大家，在生活上卻是異常簡單的人。王澤山自己理發，平時出差自己上網訂機票、訂賓館。由於需要頻繁出差，他的手機裡存了很多出租車司機的電話。在他看來，要求學校派車，別人就要多跑一趟，有時還會遇到晚點等各種情況，還不如自己叫車來得方便。

　　當選院士之后，社會工作容易牽扯較多的時間和精力，王澤山一直很清醒地認為：“自己這一輩子，除了能做火炸藥研究這一件事，別的都不擅長。我的生活已經跟科研分不開了。一旦離開，就會感覺自己好像失去了生活的重心。”

　　每當一個人的時候，王澤山會躺在床上，靜靜地思考一個個和火炸藥相關的問題。想到關鍵的時候，他會猛然起身，拿起紙和筆記錄下來。“隻要是在工作，即使只是簡單地吃個盒飯，也是一種幸福。”王澤山享受這樣的感覺。

二

侯雲德：“中國干擾素”之父

　　侯雲德是誰？

　　2017年度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名單公布后，對這位鮮少在媒體上露面的科學家，不少人都發出了好奇的一問。

　　同樣的問題，60年前也被人問過。當時，前蘇聯《病毒學雜志》的編輯特意詢問：“侯雲德是誰？他是什麼樣的人物？他的論文怎麼會發表這麼多？”不怪編輯好奇，這位中國留學生在前蘇聯學習的3年半時間，發表了17篇學術論文，並在仙台病毒等研究上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突破，最終直接越過副博士，被原蘇聯高等教育部破格授予醫學科學博士學位。

　　一輩子與病毒打交道，作為我國分子病毒學和基因工程藥物的開拓者，侯雲德說：“認識世界的目的應當是要改變世界，學習病毒學、研究病毒學，目的應當是預防和控制病毒，為人類做出更加切身的貢獻。”

　　“道固遠，篤行可至﹔事雖巨，堅為必成”，集畢生精力編織傳染病防控網絡

　　2008年，侯雲德79歲。這一年，他被國務院任命為“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傳染病防治”科技重大專項技術總師。

　　這時，距離2003年的“非典”疫情已經過去5年。公眾或許已淡忘了當時的恐慌，侯雲德卻不敢忘。“‘非典’來得太突然，我們沒有准備，病毒研究不充分，防控體系太薄弱了。傳染病在歷史上是可以讓一個國家亡國的，老的控制了，還會不斷出現新的，傳染病防控絕對不能輕視！”這位少時立志學醫、並且要當名醫的科學家，一生都在為祖國的防病事業而奮斗。

　　本該頤養天年的年齡，侯雲德又忙碌起來，擔負起我國現代傳染病防控體系頂層設計的重任。他帶領專家組，設計了2008-2020年降低“三病兩率”和應對重大突發疫情的總體規劃，主導建立了舉國體制協同創新的傳染病防控技術體系，全面提升了我國新發突發傳染病的防控能力。

　　第一次挑戰很快來臨！

　　2009年，全球突發甲流疫情，國外死亡人數上萬名。在國務院領導下，我國成立了由衛生部牽頭、38個部門組織的聯防聯控機制，侯雲德作為專家組組長，針對防控中的關鍵科技問題，開展多學科協同攻關研究。“這個組長可不好當，相當於坐在火山口上，責任重大。一旦判斷失誤，防控不當，疫情就有可能蔓延。”中國疾病預防中心病毒病預防控制所副所長董小平研究員回憶說。

　　當時，我國僅用87天就率先研制成功新甲流疫苗，成為全球第一個批准甲流疫苗上市的國家。世界衛生組織建議注射兩劑，侯雲德則提出不同觀點：“新甲流疫苗，打一針就夠了！”

　　在疫情隨時有可能爆發的情況下，提出這一建議的侯雲德，承擔的壓力可想而知。打兩針是國際共識，隻打一針，萬一達不到免疫效果呢？

　　“科學家要敢講真話，為國家和人民著想，不能隻計較個人得失。”侯雲德是有底氣的。依據長期積累的經驗，結合新疫苗的抗體反應曲線和我國當時的疫苗生產能力和注射能力，侯雲德堅定地提出了一次接種的免疫策略。最終，這一方案大獲成功，世界衛生組織也根據中國經驗修改了“打兩針”的建議，認為一次接種預防甲流是可行的。

　　2009年的甲流疫情，我國取得了“8項世界第一”的研究成果，實現了人類歷史上首次對流感大流行的成功干預。據來自清華大學第三方的系統評估，我國甲流的應對措施大幅度降低了我國發病率與病死率，減少2.5億發病和7萬人住院﹔病死率比國際低5倍以上。這一重大研究成果獲得世界衛生組織和國際一流科學家高度贊賞和一致認同，獲得2014年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

　　侯雲德提出了應對突發急性傳染病的“集成”防控體系的思想，重點布置了病原體快速鑒定、五大症候群監測、網絡實驗室體系建立的任務，全面提升了我國新發突發傳染病的防控能力，使我國成功應對了近十年來國內和國際數次的重大傳染病疫情。“MERS、寨卡、H1N1等病毒在我國都沒有流行起來，N7N9也得到了有效控制，我國在傳染病防控方面的能力大幅提升，進入世界一流行列。侯院士作為這一體系的總師，功不可沒。”衛計委科教司監察專員、“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傳染病防治”科技重大專項實施管理辦公室主任劉登峰表示。

　　是“中國干擾素”之父，更是杰出的戰略科學家

　　侯雲德是一位科學家，更是一名戰略科學家。他的很多科研成果和舉措，在當時都是具有前瞻性和開創性的，並且影響深遠。

　　“中國干擾素”之父，是業內不少人對侯雲德的尊稱。20世紀七八十年代，美國、瑞士等國的科學家以基因工程的方式，把干擾素制備成治療藥物，很快成為國際公認的治療肝炎、腫瘤等疾病的首選藥，但價格極為昂貴。

　　侯雲德敏銳地捕捉到基因工程這一新技術，1977年，美國應用基因工程技術生產生長激素釋放因子獲得成功，這一突破使侯雲德深受啟發：如果將干擾素基因導入到細菌中去，使用這種繁衍極快的細菌作為“工廠”來生產干擾素，將會大幅度提高產量並降低價格。他帶領團隊歷經困難，終於在1982年首次克隆出具有我國自主知識產權的人α1b型干擾素基因，並成功研制我國首個基因工程創新藥物——重組人α1b型干擾素，這是國際上獨創的國家I類新藥產品，開創了我國基因工程創新藥物研發的先河。α1b型干擾素對乙型肝炎、丙型肝炎、毛細胞性白血病等有明顯的療效，並且與國外同類產品相比，副作用小，治療病種多。這項研究成果獲得了1993年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此后，侯雲德帶領團隊又相繼研制出1個國家I類新藥(重組人γ干擾素)和6個國家II類新藥。

　　侯雲德更具前瞻性的，是他沒有固守書齋，不僅主導了我國第一個基因工程新藥的產業化，更推動了我國現代醫藥生物技術的產業發展。

　　“我現在還記得，26年前在侯雲德先生的辦公室裡，他打開抽屜給我看，一抽屜都是各種各樣的論文。侯先生說，這些科研成果如果都能轉化成規模化生產，變成傳染病防控藥品，該有多好啊！”北京三元基因藥業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程永慶回憶，那時缺醫少藥，很多藥都需要進口，而且價格高昂。

　　一年后，在一間地下室裡，當時60多歲的侯雲德創立了我國第一家基因工程藥物公司—北京三元基因藥物股份有限公司。

　　侯雲德主導了我國第一個基因工程新藥的產業化，將研制的8種基因工程藥物轉讓十余家國內企業，上千萬患者已得到救治，產生了數十億人民幣的經濟效益，對我國改革開放初期的科技成果轉化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那時的干擾素藥品100%進口，300元一支，一個療程要花兩三萬元。現在的干擾素90%是國產的，價格下降了10倍，30元一支。但是侯先生還給我們提出了要求，希望價格能再降到20元錢、10元錢，讓普通百姓都能用得起！”程永慶感慨地說。

　　侯雲德的戰略性，還體現在他對國家整個生物醫藥技術發展的頂層設計。

　　“侯雲德院士是當之無愧的科學大家，在生物醫藥技術領域，做什麼、不做什麼，都是侯院士在把握方向。”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欽佩地說。在對我國科技發展產生重要影響的“863”計劃中，侯雲德連續擔任了三屆863計劃生物技術領域首席科學家，他聯合全國生物技術領域的專家，出色完成了多項前沿高技術研究任務。頂層指導了我國醫藥生物技術的布局和發展。在此期間，我國基因工程疫苗、基因工程藥物等5大領域取得了巨大成就，生物技術研發機構成十數倍增加，18種基因工程藥物上市，生物技術產品銷售額增加了100倍。

　　“雙鬢添白發，我心情切切，願將此一生，貢獻四化業”

　　“侯老師能夠做出方向性的判斷，靠的不是拍腦門，而是長期以來扎實的積累。”侯雲德的學生、中國醫科院病原所所長金奇研究員告訴記者，盡管已是89歲高齡，但侯老師的勤奮，很多年輕人都比不上。

　　“侯老師每天都會關注國內外病毒學的最新動態，並且親自翻譯、撰寫，送給相關部門領導和同事參閱。每期都有上萬字，兩周一期，已經寫了200多期。”金奇說，他讀研究生時，侯老師工作非常忙碌，但仍然會在下班后到實驗室找學生聊天。“聊什麼？聊的就是他掌握的最新技術和動態，通過侃大山的方式實時輸送給我們。侯老師對我們這些學生，對年輕人，在培養提攜上總是不遺余力。”

　　在學生和同事眼中，侯雲德是無私的，願意將自己的知識與技術傳授給他人。

　　在做干擾素研究的初期，試劑緊缺，都是他自己從國外背回來的，但其他同事有需要，他二話不說就分享給大家使用﹔上世紀80年代初他的實驗室建立了一系列基因工程技術后，不少人到他的實驗室取經，侯雲德樂於分享，從不留一手，常常還要賠上昂貴的試劑。有人認為他這麼做不利於保持本室的技術優勢，他卻不以為然。“我國科學家應當團結起來，不能把持技術不外流，技術優勢要靠不斷創新，隻有不斷創新才能使自己處於優勢地位。”

　　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預防控制所黨委書記兼法人代表武桂珍研究員告訴記者，盡管創造的經濟效益數以億計，但侯先生對生活的要求非常低。“他的汽車超期服役要淘汰了，我們問他想換輛什麼車？侯先生說，帶轱轆的就行。生病住院，也從來不跟組織提任何要求。有時輸完液晚上8點了，還要自己回家做飯吃。”武桂珍說，侯先生所思所想所求，都是我國的防病事業。在他身上，深深映刻著老一輩科學家的家國情懷。

　　採訪時，談及自己的科研成果與成就，侯雲德院士謙虛地笑了：“我做的都是分內之事，只是認真做了，並沒有很特別。而且很多事也不是我一個人做的，我是領頭人而已。”

　　今年89歲的侯雲德，仍然每天7點就開始工作，並且不吃早飯。據說，這是年輕時養成的習慣，因為要抓緊一切時間做實驗。盡管動過兩次大手術，但老人看起來仍然精神抖擻。耄耋之年，他曾賦詩一首以明其志：“雙鬢添白發，我心情切切，願將此一生，貢獻四化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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