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国明

　　报纸减版从表象上看是一种“止血”的方式：在“增收”难以实现的情况下，“节支”就成为一种顺理成章的选择。像《东南快报》这样由7天出报减为5天出报，简单地计算就可以知道，透过报纸减版减少2/7的支出，这节省出来的成本便直接成为利润——相当于增收28.5%！但从更深一层来看，这样的举措其效应是有限的：你总不能一直减下去吧？并且，随着减版减刊，报纸对于市场影响力的强度也在衰减，而影响力的强度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报纸的价值尺度。因此，减刊减版这类举措大体上可以视为是一种饮鸩止渴的行为。

　　但问题是，报纸按照现行的模式画延长线已经难以为继，出路何在？按照传播市场业已形成的“新常态”，我们的顶层战略所要解决的问题是：我们是做平台型媒体，还是做垂直服务的纵向型媒体？研究表明，类似像腾讯微信这样的平台型媒体已经形成了整体市场上的寡头独占的市场格局，而留给传统媒体发展的道路基本有二：

　　其一是与平台型媒体对接，利用平台型媒介的海量流量，利用自身“在地性”的资源优势，通过某种商业模式的整合，将流量变现为市场价值。与平台型媒体一起完成纵向一体化的发展，打造一个完整的具有传播价值逻辑的生态闭环，这其中既有平台型媒体的强烈意愿和需求，也有传统媒介的资深优势，是一种双赢的资源与功能的整合模式，即一种广义的“大传媒”的未来形态。

　　其二是在长尾市场上做细分市场的入口和平台。人类需求的多元化趋势下，长尾效应在互联网上必将长期存在。大规模定制的难点在于，将个性化定制成本降低到大规模生产的程度是很难的。为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依靠3种力量：生产工具和传播工具的普及以及供需的连接。对于媒体来说，生产工具的普及导致内容生产的长尾，传播大众化导致信息传播渠道的长尾，供给与需求的连接导致个性化需求的长尾。因此，从细分领域上看，平台型媒体会出现垄断竞争的格局。在强势平台型媒体占领市场的情况下，实力相对弱小的平台型媒体的最优选择是进行差异化竞争，寻找利基市场，集中资源，努力在细分领域中做垂直型平台入口。

　　基于以上分析，传统媒体的转型思路应当是与平台型媒体合作，成为平台型媒体一个“小而美”的合作主体。传统媒体的主要优势集中在专业、高质量的信息生产能力上，但与平台型媒体上用户的海量信息生产能力相比，传统媒体虽然以质取胜，但高质量的信息生产所带来的生产效率低、生产成本高是难以克服的，并且，传统媒体分散式竞争格局和有限的传播能力也难以实现高质量信息的应有价值，更无法对这些信息进行深度开发增值。虽然有大量传统媒体会做出向平台型媒体转型的尝试，但这是非常困难的，传统媒体在生产传播理念、组织结构体制上具有深厚的积淀，其转型方式存在强烈的路径依赖，这也是近年来传统媒体提出“内容为王”“报（台）网联动”“媒介融合”等做法无法取得明显成效的原因，即使想强行转型成平台型媒体，也将耗费极高的转型成本，这种成本不仅仅是物质资源转换的成本，更是思路、理念等心理层面的成本。

　　因此，传统媒体针对短板借力平台型媒体，可以发挥自己的专业性内容生产优势，努力使高质量内容进入社会稀缺性资源的范畴，甚至可以利用自己的专业属性，从传播领域的生产者、控制者转型到社会传播生态的共建者，从“垄断组织”进化到“共建生态”，积极参与到协调搭建安全的、开放的、流畅的公共平台中去。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执行院长、中国传媒经济与管理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