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提示

　　美国尼尔森发布了一份亚太各国网民的用户习惯报告，称约有62%的中国网民表示，他们更愿意分享负面评论，而全球网民的这一比例为41%。以微博、论坛、社区为代表的民间舆论场，引人关注的“坏消息”较多，网友也更乐意发表负面评论，这种现象被专家称之为“坏消息综合征”。“坏消息综合征”并不一定是坏事，关键在于政府如何应对，舆论如何引导，民众如何认识。

　　请勿制造奇观文化

　　□ 杨雪梅

　　在网络传播时代，我们每天都会遭遇大量信息，很多人往往来不及甄别就快速反应、下意识传播。但值得我们反思的是，是什么造成了我们更容易传播一些虚假新闻？很多时候我们是否是带着自己的立场去选择新闻，而不是根据事实来选择新闻？或者说，很多虚假新闻有隙可传，是否恰恰因为它们更符合我们的议程设置癖？

　　在未来的舆论格局中，也许一方面是虚假新闻经常性地出现，一方面是大量的辟谣新闻应运而生。曾几何时，纸媒记者是最从容的，因为有最后的截稿时间，我们有时间调查、写稿和核实新闻事实。而一篇重要的通讯可以用上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的时间。差错当然难免，但至少思考的时间是有的。今天还有时间吗？随着纸媒记者也越来越多地像没头苍蝇一样东奔西跑，像网民一样追求在网络上的传播速度，差错将会越来越多，挡都挡不住。

　　从新闻学的观点来看，媒体不管报道什么人、什么事，都应以事实为基础。但平淡无奇的日常新闻似乎已不足以满足一些读者的需求，也不能满足媒体日益升级的新闻竞争，戏剧化的新闻、无中生有的猎奇新闻显然更具有“眼球效应”。在美国后现代主义理论家道格拉斯·凯尔纳看来，这种将新闻事件戏剧化和“小报化”的报道现象，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媒体奇观”。在追求媒体轰动效应的年代，传统意义上的新闻已经屈从于奇观逻辑。

　　显然，一则新闻如果不具备营造多种奇观的素质，就会被我们选择性忽略，而具备奇观潜质的新闻就会被爆炒。这也是为什么在获普利策新闻奖的作品中，也会鱼目混珠地混入假新闻。而在中国新闻界，“标题党”和“魔幻现实主义写作”也在大行其道。

　　曾经报道过广岛原子弹的约翰·赫西说：“新闻执照的铭文应该是：这里没有一点编造。”这或者值得每一位新闻人和试图传播新闻的人重温。毕竟身处“奇观时代”的我们，不仅仅是“奇观文化”的欣赏者，也许一不小心也会成为它的制造者。（人民日报供稿）

　　传播“快时代”要有“慢思考”

　　□ 白 龙

　　坦率说，在时下信息以“秒杀”节奏演进的新闻高压锅里，要第一时间做到真假立判、真相大白，进而作出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是非判断、价值评判，难度极大。这意味着，行政机关要进一步提速权威信息的发布，让真实信息跑在小道消息乃至虚假信息前面，这不仅是舆论规则，更是法定义务。这也意味着，大众媒体有责任对传言调查核实，以确保基本事实的真实客观。当然，这同时意味着，公众在面对扑啸而至的海量信息时，有必要给准确判断多一点维度、给还原真相一点时间。

　　在网络传播的“快时代”，我们每天都会遭遇海量资讯，很多人来不及甄别就快速反应，贴标签、下结论。当事情最终呈现不同结果时，只是咳嗽两声便一哄而散。很少有人反思：如何让理性而不是情绪带着我们走，如何根据事实而不是立场进行判断？

　　事实上，舆论与事实“追尾”的案例，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发生。这在提醒我们：信息传播越快越简单，我们越需要让思考慢一些，用一杯茶的时间思量一下、搜索一番，或者让信息沉淀一会儿，多一些交叉质证，很多臆断就会不攻自破。先辨真伪，再论是非，这样的顺序才会让公共空间更有效率。否则沸反盈天的讨论、义正词严的批判，很容易因为基本事实错误而自摆乌龙，徒然消耗公众情绪和社会资源。

　　摆脱情绪和偏见对我们头脑的桎梏，让思考慢一些，不但和寻求真相有关，也和涵养我们的判断力有关。哲学家康德说，判断力是联结知识与道德、必然性和自由之间的桥梁。身处网络时代，拥有健全的判断力，是一件比拥有海量信息更为重要的事。如果我们让判断力屈从于一己的立场、一时的情绪，不惜让扭曲的事实成为偏见的注脚，根据虚假的命题得出错位的结论，那只会让我们在狭隘的个体世界里越陷越深，永远无法形成健康的公共讨论。（人民日报供稿）

　　别在被放大的网络舆情中误读中国

　　□ 曹 林

　　一个网友说得好：看微博感觉明天社会就要乱了，去菜场兜一圈又发现，啥事儿也没有，一百年也不会乱。

　　生活在网络世界的人，容易把网络声音当成“多数民意”，这是环境所形成的幻觉。人们的视界大多狭隘和封闭，习惯把自己生活的环境当成整个世界。生活在网络中，通过刷微获取信息，在论坛中与人交流，很容易就把这些虚拟平台想象成中国的舆论场，以为它们代表着中国的“多数民意”。因为微博上负面情绪比较集中，就误以为中国的基调就是负面的；网络上坏消息处处可见，就以为现实社会中到处都是坏消息；微博上整天群情激愤、充斥着浓烈的仇富仇官情绪，就以为这个社会已经分裂和混乱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了。

　　这是典型的环境造成的错觉，其实，中国远比网络所呈现出的舆情要复杂得多，民意远比网络更加多元。网络舆论场，只是中国民意舆论场的一部分，因为这个舆论场最积极最活跃，最有话语权，也最有影响力，我们常常误以为这里就是民意的全部。

　　别在被放大的网络舆情中误读中国，这对于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非常关键。当下，因为网络表达的途径最为畅通，人们的表达过于依赖网络，网络声音就被过度放大了。由于网络传播的特点，极端声音更易得到传播，温和理性的声音反而被淹没；极端民粹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的情绪化声音更易得到传播，建设性的声音反而成为沉默的螺旋；对抗性的声音和对立性的观点得到最大程度的呈现，沟通性的声音反被弱化；负面的声音集中呈现，正面的声音只是虚弱地存在。因为网络舆论场的过于亢奋和强势，非常容易形成主导性的舆论。

　　拓展多元的表达途径，让人们有话有处说，有理有处讲，有更多的地方去表达：在人大表达，在媒体表达，在法庭上表达。当一个社会不那么过度地依赖网络，不是什么都逼到“到网上发个帖子”、“到微博上吸引关注”时，也许网络才不会那么亢奋。 （中国青年报供稿）

　　谨防“坏消息综合征”被利用

　　□ 丁建庭

　　“坏消息综合征”在某些情况下，是对“社会不完美”的一种心理反应。转型期的中国，“不完美”客观存在，一些社会痼疾积重难返，一些矛盾冲突久治不绝，一些公共服务迟迟不到位。人们之所以关注“坏消息”，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感同身受”，之所以习惯发表“负面评论”，是因为情绪宣泄的需要。

　　不过，“坏消息综合征”也具有强烈的个体差异性。一方面，与每个人的性格特点有关。比如，乐观阳光的人就不那么敏感，而悲观厌世的人则不然。另一方面，与每个人的思辨能力有关。相对而言，具有独立思考意识、辩证分析能力、逻辑思辨智慧的人，对“坏消息”更能够进行客观看待，“坏消息”不一定那么“坏”；相反，那些没有主见、不善分析、盲目从众的人往往都是“坏消息”的拥趸，即使有的“坏消息”被证明是“假消息”仍不改初衷。　　

　　“坏消息综合征”很容易被利用，其中危害最大的就是以“坏消息”遮掩“真相”。一些偏听偏信的网友出于对“坏消息”的认同，更容易选择相信。比如，“某记者因调查地沟油疑似被报复遇刺身亡”的微博时不时就会出来一次，尽管此事压根儿与地沟油、报复无任何关系，但很多网友就是愿意相信。

　　“坏消息综合征”无所谓好与坏，但要谨防被利用而导致真相迷失。（南方日报供稿）

　　原载于2013年8月总第328期《中国报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