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万京华

　　红色中华通讯社是新华社的前身，1931年11月7日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之际于江西瑞金成立，并开始通过无线电台播发新闻，与之后不久创刊的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是一个组织机构，两块牌子，简称红色中华社或红中社。

　　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后，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他十分关心国内外大事以及时局发展情况，常到红中社查看新收到的无线电电讯稿，并指导工作。曾任红中社编辑的李伯钊回忆，毛泽东对红中社工作常亲自过问，他每天都到编辑部来看消息，对工作要求很严格。“一天清晨，我打扫完《红色中华》编辑室，毛主席身着灰布棉军大衣，满面笑容地走了进来，向我要国民党统治区的明码电报看。”

　　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多次刊登以毛泽东等名义发表的声明、宣言、通电等，也曾刊载过毛泽东撰写的署名文章，如《新的形势与新的任务》等。《红色中华》还曾先后于1934年4月28日、1934年8月1日和1935年11月25日刊载过毛泽东就关乎时局发展的重要事件对红中社记者发表的谈话。

　　《毛泽东同志论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

　　1934年4月17日，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部长天羽英二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谈话，其后被称为“天羽声明”。这个“声明”拒绝国际社会对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的谴责，公开宣布中国为日本的势力范围，反对各国对中国的援助。

　　这一声明发表后，立即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反应。4月28日，《红色中华》在第四版刊载了若干条消息，内容包括日本外务省发表声明书及其主要内容、英美等外国媒体对此事件的评论，以及国民党政府就此发表的声明等。另外，还刊登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就此事发表的谈话，标题为《毛泽东同志论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

　　毛泽东在谈话中首先分析了日本此时发表这一声明的企图和用心，他表示：“日本外务省最近的通牒是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强占中国的最明显的表示，在这通牒上，日本帝国主义明白的确定了中国为日本的保护国，并且直接提出了日本将以武力保持日本对于中国一切军事政治和经济的垄断。日本帝国主义这一企图，就是要在日本将以武力单独把中国完全殖民地化的过程中，用日本帝国主义自己的力量，直接镇压中国的革命，并且造成更巩固的后方，来进行反苏联的战争。”

　　日本外务省的这个声明直接涉及到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在华势力范围和利害关系，因而引起了英美等西方国家的不满，英国、美国、法国、意大利等国报纸纷纷发表文章表示关注，认为这是“日本对华计划的公开的侵略性”、“太平洋的风云突然又紧张了”。关于国际列强对日本声明书的反对，毛泽东做出了由表及里的深入分析，指出其“真实的意义，只是限于不愿意日本把中国独占，要使中国由国际帝国主义来瓜分，成为'门户开放'的公共的殖民地。至于直接镇压中国革命和加强反苏联战争的后方，各个帝国主义与日本当然是完全一致的。”

　　毛泽东还对国民党南京政府代言人19日发表的回应这一事件的声明进行了深刻剖析与揭露。他指出，国民党政府提出的“对于提倡国际合作促成国际和平与安全”实际上是把“提倡国际帝国主义共管瓜分中国，与保障国际帝国主义在华利益的安全”作为“国民党应有的义务”。对于接受外国援助购买军用品等事项，国民党政府表示“大都为维持本国之秩序与安全”，“从无欲中伤他国之意，更无扰乱东亚和平之念”。毛泽东指出“国民党对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是一贯投降与妥协的，根本谈不上有什么国防”。“国民党所谓'维持本国秩序与安宁'，实际上就是镇压中国工农的革命运动，尤其是对于苏区与工农红军的进攻”。毛泽东还指出，国民党政府在声明书中对日本表示“倘现有不平等之事态，可以纠正，中日之关系，可令其改善而顾及两国之共同愿望”等用语，“充分表明国民党走狗之奴隶性，国民党深恐不能完善的尽其狗职，不能博得每个主人的欢心，所以才向日本帝国主义这样的摇尾乞怜。”

　　最后，毛泽东清楚表明了苏维埃中央政府对于此事件的态度：“苏维埃中央政府代表工农劳苦群众与工农红军，坚决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独占中国的企图，并且指出国民党引导帝国主义共同瓜分中国的阴谋，中国工农大众要求的民族与社会的独立自由与解放，只有一致起来，在苏维埃政府领导之下，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对于苏维埃红军的五次'围剿'，才能阻止中国完全殖民地化的道路，争取苏维埃新中国的胜利。”

　　毛泽东对红色中华社记者发表这篇谈话，逻辑清晰，层次分明，分析透彻，语言犀利，体现了他的大局观和敏锐的政治眼光。1933年初，临时中央迁入中央根据地后，毛泽东已被解除了党和红军中的领导职务，仍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实际上处在被排挤的地位。从这篇谈话来看，虽然身处逆境，但他仍心系大局，从没停止过对于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思考。

　　毛泽东的这篇谈话还曾通过无线电台对外播发，并在海外刊载。据查，1935年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苏维埃中国》第二集上，曾以《毛泽东同志关于日本声明书的谈话》为题刊载了此稿，其中有一处缺少两句，编者在括号中插注说：“此地缺少两句，因无线电播音不清”。文末注明来源为“红中社”。

　　《毛泽东同志谈目前时局与红军抗日先遣队》

　　1933年到1934年间，国民党军队对共产党领导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围剿”。受党内“左”的错误路线影响，红军在反“围剿”斗争中遭受严重挫折。而此时，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华侵略，以及国民党政府实行的不抵抗政策，国内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抗日大旗，多次发表抗日宣言，号召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

　　1934年7月，苏维埃中央政府与革命军事委员会派遣了寻淮洲、乐少华、粟裕等领导的一支抗日先遣队，准备经东部各省北上抗日。8月1日，《红色中华》刊登了题为《毛泽东同志谈目前时局与红军抗日先遣队》的文章。这是毛泽东7月31日接受红色中华社记者访问时发表的谈话。

　　毛泽东在谈话中首先分析了日本对中国发动新进攻，面对中华民族的危机，国民党军队却大举对苏区进行“围剿”的形势，指出“日本帝国主义自从劫夺了满洲热河，控制了平津，取得通车通邮，发表独霸中国的宣言，向国民党要求解决一千余件'悬案'以后，加紧了吞并中国的新进攻”。“中国民族已经到了极端危急的关头，死亡奴役的命运威胁着全国的劳苦群众”。“日本帝国主义的新进攻，同国民党的大举进攻我们的基本苏区是完全配合一致的。国民党几十万军队，正从苏区的门户--广昌、连城、龙冈、泰和各地向我们中心地区前进，来实行他五次'围剿'的最后步骤，企图血洗苏区，消灭苏维埃红军，做个帝国主义瓜分中国最尽职的走狗。这就是目前时局的特点。”

　　对于国民党不派军队抵抗日本侵略，却大量拥兵“围剿”红军，红军部队期待北上抗日的情况，毛泽东指出“中国工农红军的抗日先遣队已经出动了！我们英勇工农红军已经以实际的行动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救中国于危亡。同时苏维埃政府与革命军事委员会已下令全国红军准备随时随着先遣队出发。但是国民党却以几十万大兵拦阻红军，封锁红军，抽调全部北方军南下入赣。全国民众们，难道还不明白么，国民党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清道夫。全国民众们，白军兄弟们，反对国民党这个卖国的投降政策！要求动员全体海陆空军去抗日，反对进攻红军！中国一切军队都应该枪口向日本帝国主义放，向着卖国的汉奸放！这样我们才能够而且必然能够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这篇谈话揭露了国民党不顾民族危亡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大举进攻苏区，阻挠红军北上抗日的事实，表达了红军将士彻底粉碎国民党“围剿”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信心。毛泽东的这篇谈话后来曾被选入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

　　由于蒋介石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先清内匪再言抗日”等主张，加之中国共产党内左倾错误路线斗争的影响，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红军在苏区处境艰难，当时条件下很难真正达成北上抗日的愿望。这篇谈话中提到的北上抗日先遣队，经福建北上到闽浙赣边区，后与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会合，组成红十军团。在反“围剿”斗争中，红十军团遭到严重损失。寻淮洲牺牲，方志敏被俘后英勇就义。红十军团余部在粟裕等领导下，转战闽浙赣边，坚持游击战争。

　　《毛泽东同志斥蒋介石荒唐无耻的卖国辩》

　　1935年11月25日，红中社在陕北瓦窑堡恢复因长征而中断的新闻文字广播，《红色中华》亦于同日复刊。在《红色中华》复刊号第二版上用整整一个版的篇幅刊登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对红中社记者发表的谈话，题为《毛泽东同志斥蒋介石荒唐无耻的卖国辩》。

　　毛泽东在谈话中引述了蒋介石在国民党五中全会演说中的诸多观点，并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揭露和分析。如蒋介石在对日关系方面所讲的关于“国家与国家间决无百年不解之仇”，“甲乙两国又绝无可离之道”，“吾东邻日本，关于东亚和平与彼此两国福利，亦必关心更切”等言论，毛泽东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狠毒的侵略，是要直接并吞全中国领土，灭亡中国民族。凡是称作有血气的中国人，都应该奋往直前的抗日到底”。“蒋介石则相反的竭力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万恶侵略作辩护”。“天下荒唐无耻之尤，孰有甚于此者！”

　　毛泽东还指出：“蒋介石既用全力摧残争取民族独立的反日力量，反说中国应求自立自强，这真荒唐之至。再进一步，蒋介石更将帝国主义侵略及其自身卖国之罪转嫁于广大民众身上说：'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一切都是中国自己不好，民众自己不好？！世界上难道还有比这种狂呓更无理更无耻的吗？”

　　毛泽东更进一步指出，蒋介石说民众“不应斤斤于一时利害冲突”、“不应因一时感情及局部利害为对象”、“一切枝节问题当为最大的忍耐”、“吾人当此困难之际，惟有努力自助与自求而已”、“吾人今日所求者不过对本国求自诚，对国际求共诚而已”等话语，实质上是要求“中国民众丝毫不应计较，全中国民众只有忍耐、只有束手等待帝国主义的宰割奴役，恭顺地来做日本帝国主义屠刀下的亡国奴。”而蒋介石所说的“和平未到完全绝望之时，绝不放弃和平；自身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就是毫不抵抗的卖国，这样蒋介石'绝不放弃'他的卖国事业，要卖国到底”。

　　最后毛泽东鲜明地表明了苏维埃中央政府的态度：“苏维埃中央政府领导全国唯一反帝的主力工农红军，并号召全国民众总动员起来，武装起来，抗日反蒋，消灭这一丧心亡胆的卖国贼蒋介石，苏维埃中央政府愿意与国内任何武装队伍订立反蒋的作战协定，来扫除这一中国人民的大贼--蒋介石，只有坚决消灭这一大贼，彻底进行民族革命战争，中国人民才能得到独立解放与领土完整！”

　　《红色中华》上刊载的这三篇毛泽东对红中社记者的谈话，主要是以抗日反蒋为主题的，体现了毛泽东这一时期的基本战略思想。特别是最后一篇谈话发表时，毛泽东已确立了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中央红军胜利完成长征到达陕北，因而文章的整体气势更强，笔锋也更加犀利。这三篇文章已先后被选入《毛泽东军事文集》和《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等书。

　　据目前掌握的史料，毛泽东对红中社记者发表的关于时局的谈话还不仅止于以上三篇。1936年1月29日在法国巴黎出版的中文报纸《救国时报》上，曾刊登《中国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和人民外交委员会委员长王稼穑最近谈话》，编者按语中指明是经由广播无线电发表的与红色中华社记者谈话。另据《毛泽东年谱》记载，1936年6月8日毛泽东对红中社记者发表了关于西南“两广”事件的谈话。但后面这两篇谈话都未见刊于《红色中华》。

　　毛泽东曾被誉为新华社的“首席记者”，他后来为新华社撰写、修改了大量的评论和消息，在驳斥敌人阴谋、剖析国内外时局发展趋势、指挥作战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体现了高超的宣传艺术和策略。毛泽东对红中社记者发表的这几篇谈话，是他利用党报和通讯社发表谈话的较早史料，对于进一步研究毛泽东新闻思想和实践具有相当珍贵的价值。

　　(作者：新华社新闻研究所新闻理论与新闻史研究室副主任，高级编辑)

　　原载于2013年7月总第326期《中国报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