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10月5日，《人民日报》在《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一文编者按中，引述了毛泽东的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

　　“五七”干校缘起

　　事情缘起于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给林彪的信，提出各行各业均应一业为主，兼学别样，从事农副业生产，批判资产阶级。1968年5月7日，黑龙江省在纪念这个“五七指示”发表两周年时，在庆安县柳河开办一所农场，把大批机关干部下放劳动，定名为“五七干校。”

　　对此，全国各地党政机关纷纷响应，在农村办起五七干校。党政机关、高等院校、文教科技战线的大批干部、教师、专家、文艺工作者等知识分子到干校参加体力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中央、国务院所属各部委及豫、赣、鄂、辽、吉、黑等18个省先后共创办106所五七干校，大批干部、家属被下放。人民日报的“五七干校”即是其中之一。

　　人民日报社早于1968年9月，即在北京房山县窦店镇东南召大队办起了五七干校。遵照中央关于人民日报社干部职工实行“三三制”的指示，报社组织在职干部职工的1/3去那里劳动；1/3到全国各地基层搞调查研究；1/3留在社内承担报纸的编辑出版工作。就全国而言，去“五七干校”的大体上分为两类人：一类是“文革”中被揪出来的“走资派”、“三反分子”、“反动学术权威”、“反动文人”，够不上关进监狱但又背上了种种“罪名”，即所谓“有问题的人”。他们不仅仅要改造思想，还要在交待“问题”和“罪行”的同时，去干最苦最脏最累的活；另一类是单位内的一般干部、教师、科技人员、编辑记者、医生护士、演员、运动员。他们的任务是通过参加体力劳动，改造世界观。人民日报的五七干校内也分为这样两类人群。

　　人民日报五七干校自1968年9月创办，到1976年10月结束，历时8载，三易校址，其中两次（河南叶县和北京小汤山）为自建，一次为租用当地生产队的房子和场院。

　　初创时干校校址在北京房山县窦店镇东南召大队，从1968年9月到1969年12月，为期1年4个月，通常称“房山干校”。

　　从1970年1月，干校南迁到河南省叶县刘庄大队，至1971年12月撤出，通常称“叶县干校”。

　　1972年1月，干校搬入北京昌平县小汤山，人们通常称之为“小汤山干校”，于1976年10月撤销。

　　初创房山“五七”干校

　　1968年9月，人民日报社在京郊房山县窦店镇东南召大队租用几套当地农民的房子，筹办起五七干校，干校学员实行轮换制，每半年或一年为一期，由军宣队统一管理，并集体过军事化生活。

　　“五七干校”类似农场，所有学员都要参加农田劳动。脱土坯、收麦子、插水稻、担粪挑水、打场晒粮、挖土固坝、挑泥筑堤……都是“改造思想”的手段。

　　在报社干校学员中，有早期参加革命的前辈，也有刚参加工作不久的青年；有男有女，既有带着“问题”怀着沉重的心情来改造的，也有饱含激情、感觉新鲜来锻炼体验的…… 心路历程和感触可谓五味杂陈各不相同。

　　在房山报社的五七干校，学员们不仅要经营上百亩农田，完成耕地、播种、插秧、施肥、管理、收获、晾晒、仓储等全部农业耕作过程，以实现粮食自给，还要养猪、种菜，实现副食自足。

　　当时并没有像样的农业机械，基本靠简单工具体力劳动，因此劳动强度较大，其劳累和辛苦自不待言。同时还要肩负“改造思想”、“斗私批修”的任务，其心理负担也是可想而知的。干校的日常生活比起城里差多了，尤其是平时生活较为优裕的人，到了这里感到极为清苦。每天早晚都是馒头稀饭，外加咸菜，只有中午才能吃到大锅菜。但即便这样的干校学员生活，也远远高出当地农民的生活水准。开饭的时候，一些当地农民看到干校学员吃白面馒头，都非常羡慕，有人说：“你们干校天天都在过年呀！”

　　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副总编辑胡绩伟及著名漫画家方成等也在房山干校学员队伍中，而且被定为第一类改造对象，是“重点人物”。这些所谓有“问题”的人，要干比一般学员更脏更累的活。

　　“牛棚”是“文革”中的典型词语，在正式文件及报道中不通用，其正式称呼应该是“集训队”、“管教队”、“劳改队”等等，它是机关、团体、学校、工厂、村镇、街道等自行设立的拘禁该单位“牛鬼蛇神”的地方。人民日报在房山干校的“牛棚”是依地形挖下去的一个地窖，上面铺盖成顶，把人安排住进去，由军宣队派专人看管。其中，吴冷西和方成的全家都搬进这里生活，接受“改造”。这在学员中是少有的。

　　南迁至河南叶县

　　1969年12月底，正当人们准备过新年的时候，报社五七干校军宣队负责人余新突然宣布，报社干校要立即迁往河南叶县的刘店村。当时领导解释南迁的原因是：中央下令备战，随时准备打仗。即后来人们所知道的著名的一号战备令。

　　房山毕竟离北京市内比较近，家里有点儿什么紧急事情，回家一趟也算方便，学员们大都不愿意远迁河南。一些没有什么“问题”的普通学员更是为此大发牢骚，极力反对南迁。

　　军宣队为力排众议，统一这部分人的思想认识，专门举办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三朝元老”、“蹲班生”季音参加了学习班。他回忆说，学习班只学两条毛主席教导，第一条为“备战备荒为人民”。重点是备战，并且讲“要立足于大打，早打。”第二条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这一条是带有针对性重点讲的。（2012年9月7日笔者采访季音的访问记录）

　　报社叶县五七干校新址是在离叶县县城十多里路的刘店村。据季音记述，新址上除了几间破草房，就是一大片空地，一无所有。干校大队人马如果马上开过去，吃住都无法解决。于是决定先成立一个先遣队，去那里盖房子，同时做其他准备，等能够满足基本生活了，再把整个干校搬过去。

　　先遣队的首要任务就是抓紧时间给后续将要到来的百余名干校学员建几十间校舍。军宣队有明确要求指示，干校建设要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精神，主要靠自己动手。带队的干部打听到离干校十几里路外有座卧羊山，山上盛产石料，附近的老乡都在那里采石头盖房子。用石块垒墙基盖房，既结实，又省钱。带队干部随即作出决定：从先遣队中抽一部分人，组成采石队，上卧羊山开采石料。季音又成了采石队的一分子。

　　季音说：“卧羊山在叶县的东北部，它高出地面不过l00多米，周围长度也只有3华里，由于这一带都是一马平川，在大平原上隆起一座孤零零的小山，就显得分外稀罕。在离卧羊山不远处有个村子，名叫汝坟店。我们就进驻到这个村子。”

　　“开采石头主要有三道工序。第一道是在岩石上打眼，由两个人操作，一个抡大锤，一个扶钢钎，在石头上打出一个个几十公分深的洞。这活相当累，也有些风险，我们因为操作不熟练，发生了多起大锤砸伤人的事故。第二道工序是在打好的岩石眼里安放炸药，然后引爆。民工们把它叫'点炮'。这活最为惊险，点燃导火索后，就必须拔腿飞跑，找一处安全地点隐蔽起来。炸药爆炸后，轰隆一声，大小石块炸得满天飞。干这项活的人要能快跑，机灵，不然容易造成伤亡事故。第三道工序是把炸裂的石头撬开。爆炸后岩石裂开了一道道缝，就用撬棍去撬。石头先是发出哧哧的松动声，接着是咯吱咯吱地响着，最后是扑通一声，石头滚出地面。”

　　采石队在卧羊山上整整干了一年多，一卡车一卡车的石头被运回干校选址处，同时盖起了几十间平房。这些房子的半截墙全部用石块垒成。

　　“卧羊山上的石头不但坚硬无比，而且颜色各异，有紫红的，有橙黄的，有白色的，五颜六色，煞是好看。老乡们来参观干校，看到一排排整齐而好看的房屋，都赞不绝口。”谈到此段经历，季音也不免流露出一丝欣慰。

　　当时报社干校的生活十分困难，就是有钱也买不到好吃的东西，更别奢谈肉了。在近半年的时间里，学员们吃的主要粮食是高粱米和红薯面，鲜菜几乎吃不到，每顿差不多都吃从县城采购来的又咸又涩的老咸菜。

　　半年之后，干校的食堂、宿舍、场院、周边的道路都具备了一定的规模，宽敞整洁的大食堂特别显眼，砖瓦房建成了好几排，平整的水泥场院显得宽大豁亮，铺着黑焦渣的道路整齐划一，饲养班的猪圈排列成行。一到晚上，道路两旁亮起的灯光，是河南当地农村少见的。学员如期从村里搬到干校居住，随后种菜养猪，收获的小麦、玉米都上了饭桌。

　　秋后，干校种植的水稻在学员们精心培育下获得丰收，平均亩产近1200斤，这在当地成了新闻。县里专门组织公社、种子站的领导前来参观，他们都用诧异的眼光观看着沉甸甸的稻穗，更用莫名的眼神审视着这些耍笔杆子的人：你们怎么能种出这么好的水稻？其实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干校种植的稻种是由中国农业科学院特别提供的。（2012年9月采访杨建华时的记录）

　　参观干校水稻的现场会一结束，一个重大决定也随之出台：报社干校种植的水稻一粒也不许吃，全部换成普通大米食用。原来干校收获的稻谷全部提供给叶县作为第二年的稻种了。

　　叶县干校学员中，包括当时的部分社领导和部门主要负责人，其中像安岗、陈浚、李庄、郭渭等也在这里接受“再教育”。

　　北上昌平小汤山

　　干校建在河南叶县，人员轮换，往返不便，学员对此议论纷纷，怨声颇多。1971年“9·13”事件发生后，这个机会终于来了。五七干校本来就与林彪有关系，“9·13”事件加速了报社干校易址的进度，学员们相信干校回迁北京只是个时间问题，对此充满希冀。

　　1972年1月，报社干校回迁北京的机会终于等来了。经过协调，解放军装甲兵部队位于小汤山的土地同意转让给报社，用来办五七干校。于是，先期来到的学员投入到了建校舍、建猪圈、平整场院的劳动。

　　干校在叶县刘店的时间不到两年，但干校在那里置办了相当数量的农机具，有不少生产资料，饲养了几十头猪，这些物件都需要一同搬迁北上。孟宪谟参与了负责联系车皮和装运物资的工作。“干校派我去申楼车站，负责交涉车皮和装车的工作。本来干校调谢联辉、张连兴、张必忠、李绪萱4位年轻同志来接替我的工作。可是，这几位年轻人要我继续负责这一工作，他们给当时任校长的成坊打电话请示，成坊表示同意。”因此，他仍负责搬运工作。

　　他还在文中记录道：“人民日报干校的东西相当多，报社从北京派来好几辆大卡车，在刘店和申楼之间来回装运，运了好几天，才把干校的东西全部运到申楼火车站。每运一批，我便向车站要车皮，记得每个车皮需交运费1100元。在我的记忆中，共用了11个车皮才运完。”（《雁过留声》文集第35页的《人民日报干校搬家小记》）

　　“小汤山干校”校长是时任记者部主任李千峰。初到小汤山时，那里只是一片农田，报社白手起家在此盖起了校舍、伙房、猪圈。房子是由报社聘请周围农村的瓦木工匠帮助盖的。报社学员中也不乏精通瓦工、木工手艺活的人，他们推刨拉锯做起木匠活、磊墙挂线干起瓦工来，已称得上内行专家。没过多久，几排学员宿舍就建起来了，简易的猪舍也投入了使用。（2012年9月19日采访学员兼校办秘书赵立昆记录）

　　报社小汤山五七干校从1972年1月至1976年10月，在此生存了4年9个月时间，是3所干校中时间最长的。在此学员依旧是一年半载的轮换，依旧是按大田班、蔬菜班、养猪班、水稻班来划分、管理、劳作，依旧是吃着自产的大米、面粉和少量猪肉……所不同的是，“三朝元老”季音到小汤山后，则“锻炼”成了一名他人不可替代、“非我莫属”的火头军。

　　季音在《“五七”干校祭》中这样记录：“我被调到干校伙房劳动，伙房里管事的师傅全是从报社食堂里调来的，也和学员一样按期轮换，我则是不参加轮换的长期固定工。师傅们都和我相处得很好，他们不问你是老右老左，只要认真踏实干活，他们就高兴，对你绝无歧视。”

　　“我在伙房里担任火头军，负责烧火。干校里生活简单，每餐伙房只要烧一大锅菜就行，可是吃饭的人多，而且干体力劳动活，大家都很能吃，一顿饭吃四五个馒头是寻常事，因此伙房每餐都要蒸大量的馒头，蒸馒头的大笼屉垒起六七层，一米多高。笼屉上锅以后，烧火就成了关键，火要烧得最旺最旺，不消二三分钟，蒸汽就穿过最顶层的笼屉，直冲屋顶，这就成功了。馒头蒸熟后打开笼屉，又白又松软，香喷喷的，不用菜就能吃几个。

　　相反，在这关键时刻，如果火上不去，过了几分钟，最顶层上的笼屉依然没有热气，师傅们就会急得直跺脚，因为火不旺，即使烧的时间再长，馒头也蒸不好。打开笼屉，馒头全趴在屉上，皮上全是小麻点，用手一按就是一个凹洞，吃起来粘牙，既不香又不松软。蒸出这样的馒头，给师傅丢了脸，责任全在火头军。”

　　季音还写道：“我为了把火烧好，也着实下了一番功夫。老农民说'人心要实，火心要空'，这是绝妙的经验之谈。烧火最忌心急，死命地往灶膛里塞煤塞柴火，塞得满满的，空气不流通，火既烧不旺，又费煤费柴火。干校伙房里主要烧的是煤，我常年同煤打交道，也就渐渐摸熟了它的个性和脾气。我把好煤和次煤分别堆放，在刚点火时最关键的当口，就舍得用好煤，等到火烧旺了再掺些次煤和煤末，火仍然可以保持旺盛势头。当灶膛里的熊熊烈火由红变白，真正达到了白热化的时候，我心里比什么都高兴，一切人间的忧愁与烦恼，都丢到了脑后。”

　　从此，季音成了固定的火头军。每期干校轮换，伙房的新师傅来到，都向干校领导提出一个条件，就是必须调他去烧火，说这是上期的伙房师傅告诉他们的一条切身体会。干校烧火任务渐渐变成了季音的专利。没想到他这个被造反派视为不合格的记者，成了一个“非我莫属”的火头军。（2012年9月采访季音记录）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粉碎。这年的10月底，人民日报五七干校终于走到了它的尽头。

　　（作者单位：人民日报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