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平：我心目中的路易·艾黎

　　著名新西蘭國際友人、偉大的國際主義戰士路易·艾黎是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的常駐外賓，在友協院內住了近30年。友協負責安排他的工作和生活，為他配備秘書，1979年春我到友協工作后不久組織安排我接任艾黎秘書。

　　退休以后我在中國工合國際委員會做公益工作，經常有年輕同志問我艾黎是怎樣的一個人。在艾黎誕辰122周年即將到來之際，我把我心目中的艾黎呈現給大家，是緬懷更是鞭策，與年輕同志共勉。

　　本想到中國看一看，卻因為責任和熱愛在中國工作生活了60年

　　1897年12月2日，路易·艾黎出生於新西蘭的一個教師家庭。艾黎的父親是中學校長，對艾黎要求很嚴格，常讓他去家裡的小牧場干活。他認為必須培養孩子吃苦耐勞與奮斗拼搏精神。艾黎的母親是一位出眾的家庭教師，踏實能干，為人善良，關心婦女權益和國際時事，對艾黎要做的事總是義無反顧的全力支持。

　　1916年艾黎不到法定年齡就參軍上法國前線與德軍作戰，臀部受到重傷，掉入馬糞坑，被炮彈灰掩埋了一個晚上，幸免一死。一戰結束后他回到新西蘭與友人合辦了一個牧場，辛勤勞動，磨練出一副鋼鐵性格和強壯體魄。1926年聖誕節即將到來，艾黎眼看兄弟姐妹都在建功立業，而自己經營牧場舉步維艱，心情沉重，他決定出遠門到外面的世界走一走，再做打算。

　　就在此時，中國大革命的消息成為國際新聞的頭條，上海成了世界關注的中心。小時候看到過的華人小販，一戰戰場上遇到的華人勞工，曾是自己班長的毛利中國混血兒，都讓他對中國人暗生好感，這就促使艾黎選擇中國作為出去看一看的目的地。1927年4月21日艾黎到達上海，時年30歲。

　　到上海的第三天艾黎就在工部局虹口消防隊找到了差事，擔任小隊長，他工作兢業，不怕危險，幾年后調任工部局工業科負責工廠安全的督察長。上海是個花天酒地的地方，處處紙醉金迷，但他從來不去歌廳舞廳，也不抽煙喝酒，吃飯就著白開水，一有時間就去工廠檢查安全。艾黎說，30年代他在上海檢查工廠安全狀況，看到工廠后面的小巷裡堆積些麻袋，開始以為裝的是垃圾，后來才知道裡面是被虐待至死的童工。他看不下去，認為這個世道太不公平。

　　他思索並接觸進步人士和共產黨人，與斯諾、史沫特萊、宋慶齡、馬海德、劉鼎等人都成了好朋友。他開始閱讀《資本論》，參加由外國人組織的政治討論會，學習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逐步認識到這個舊制度必須要推翻。他在自家樓頂架設共產國際中國小組與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央蘇區聯系的秘密電台，化名在英文刊物《中國呼聲》上撰文向全世界介紹中國工農紅軍的英雄事跡，掩護陳翰笙離開上海去香港，為劉鼎在家裡提供避難等等，一次次機智勇敢地完成秘密任務，甘冒風險，奮不顧身。

　　艾黎看到中國舊社會的黑暗，看到中國共產黨和勞苦大眾的希望和潛力，對中國的情況越來越了解，對中國和中國人民的感情也越來越深，他覺得有責任留下來為他們做點事。為了理想他毅然拋棄上海的舒適生活，靠著雙腿和自行車，他走遍16省，行程3萬公裡，經歷飛機轟炸、車禍、被捕、疾病，遭遇土匪、特務、叛徒等等厄運，九死一生，心甘情願在內地鄉村創辦工業合作社。而后他又在極度貧窮的甘肅山丹創辦培黎學校，與窮孩子們一起穿草鞋睡土炕，同生活同勞動，殫精竭慮，意志堅定。新中國誕生后他繼續以同樣的熱情投身於中國人民的建設事業，一直到1987年12月27日去世。

　　艾黎來中國以前就是一個思想健康，有事業心和責任感的青年，到上海后接觸了共產黨人和勞苦大眾，思想得到質的升華，成為堅定的共產主義者。他與宋慶齡、馬海德、劉鼎等共產黨人結為生死之交。他收養中國孤兒，慈父般地關愛窮苦孩子，他與工合同志和培校師生建立了難以割舍的感情，他要親身參與中國人民的變革斗爭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把一生都獻給中國。

　　80多歲積極推進恢復工合，重建培黎學校，為改革開放添磚加瓦

　　1979年我第一次見到他的時候，他已經82歲，在中國工作和生活了52年，為中國革命和建設做出了杰出的貢獻。已過耄耋之年的艾黎本該安享晚年，但他不顧年老體邁，工作干勁不減當年。1979年他給新西蘭家人寫信說，這些日子非常忙碌，總有做不完的工作。改革開放的新形勢給艾黎帶來了新動力，能為這個國家再做點什麼呢？他想到了恢復工合，重建山丹培黎學校。

　　艾黎為什麼如此重視工合與山丹培黎學校？工合是在抗日戰爭初期由艾黎、埃德加·斯諾、海倫·斯諾和盧廣綿等一批志同道合者共同發起的合作經濟救亡運動。1937年淞滬抗戰打響，日軍大舉進攻上海等沿海地區，中國主要的工業遭到嚴重破壞，大批工人流離失所，難民數以百萬計。艾黎和這些有識之士贊同中國共產黨長期抗戰的主張，認為在非敵佔區發展小型工業合作社，是組織民眾生產自救，解決日常生活，支援前線抗戰的最好辦法。於是中國工業合作協會在1938年成立。為了爭取海外援助，確保資金正常使用，1939年又成立了中國工業合作協會國際委員會。據統計資料顯示，合作社最多時約3千個，社員近3萬，生產50多工業門類的500多種產品，包括軍服、軍毯、手榴彈等軍需品。艾黎是工合運動的最初發起人之一和實際上唯一的長期領導人，始終得到宋慶齡和周恩來的全力支持和指導。1939年，毛主席親自致信工合國際表示支持。

　　山丹培黎學校是艾黎創辦的一所工合培訓中心。艾黎堅信中國革命一定會成功，黑暗過去迎來的就是黎明，他要為黎明培養人才。於是1941年工合西北辦事處在陝西雙石鋪創辦了培黎學校，並在1944年冬將學校遷到山丹，英國牛津大學畢業生何克和艾黎先后任校長。山丹培黎學校招收貧寒子弟，安排農民就業，一度發展到近600人，有20多個生產組，約30個外教，還有一所為貧困農民免費服務的小醫院。艾黎倡導創造分析，強調學習與生產相結合，突出掌握職業技能。解放后學校完整移交給人民政府，1951年移交石油部門，成為我國第一所石油技工學校，1953年遷到蘭州。這所學校發展演變為現今的蘭州城市學院，內設艾黎紀念館和艾黎研究中心，繼續為國家培養人才，為中新友好、中英友好交流貢獻智慧。

　　無論工合還是山丹培黎學校都做出了歷史性重要貢獻。艾黎認為，在改革開放的新形勢下工合仍然有生命力，可以提供就業，改善民眾生活，協助發展國家經濟。在艾黎和工合老同志的共同努力下，工合協會和工合國際兩個兄弟組織分別於1983年和1987年恢復活動。工合國際恢復至今30多年來不忘艾黎的初心，支持合作社發展，舉辦工合培訓班，設立國際主義教育基地，組織紀念活動，參與扶貧工作，加入國際合作社聯盟，與西班牙蒙德拉貢合作社保持交往，與印度合作社研究機構開展交流等等，為弘揚繼承工合事業做出了新的努力，得到上級有關部門的有力支持。2017年4月22日《人民日報》頭版報道習近平主席給工合國際和北京培黎職業學院的回信，習主席對艾黎給予了高度評價，充分肯定工合國際為促進人類和平與發展事業做出的不懈努力，希望“積極開展國際文化交流，譜寫國際友誼新篇章，為促進世界和平與發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做出新的貢獻。”工合協會這些年也始終堅持立足國家發展戰略，服務國家大局的工作方向，開拓進取，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做出了新的貢獻。

　　在恢復工合的同時，艾黎又提議在山丹重建一所培黎學校，招收青年學生，培養農村技術人才，使當地人民盡快富裕起來。他的設想得到了中央領導、甘肅省和新西蘭政府和人民等各方面的高度重視。德高望重的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習仲勛出任名譽校長，時任福建省委副書記的習近平協助解決學校發展中的實際困難。1987年，山丹培黎農林牧學校隆重開學。30多年來，學校為國家的教育事業做出了新的貢獻。2019年8月20日，習近平主席視察山丹培黎學校，高度稱贊該校的光榮歷史和國際主義精神，要求繼承優良傳統，創新辦學理念，為新時代推進西部大開發培養更多應用型、技能型人才。艾黎還支持熱心教育事業的工合老同志創建民辦北京培黎職業大學，出任名譽校長，這就是今天的北京培黎職業學院。

　　講述中國故事，促進中國國際友好事業發展，是中新兩個國家的愛國者

　　艾黎對中國的貢獻不僅限於工合與培黎學校。1953年艾黎從工作了近10年的山丹來到北京定居，開始把介紹報道新中國的建設成就和人民的生活作為自己新的工作。為此，他參加國際和平會議，到各地考察訪問，掌握第一手材料，寫成報道文章和書，向全世界介紹中國革命和建設取得的偉大成就。他每年把自己拍攝的中國少年兒童照片制作成別致的聖誕卡，配上一首表達美好新春祝福的詩，寄給他的朋友。他經常在新西蘭、澳大利亞和香港的報刊上發表朴素真摯的詩作，翻譯出版中國優秀文學作品，向全世界介紹中國文化，以加強和加深世界人民對中國的了解和友誼。他有著作53部，譯作13部，共66部作品，其中一本《中國見聞》近600頁。艾黎通過他的那支勤奮的筆，為中國結交了無數的好朋友。

　　美國著名記者斯諾是我們的老朋友，但解放后很長一段時間失去了聯系。為了促進中美關系正常化，1960年艾黎出面邀請斯諾訪華，斯諾給艾黎發電報，感謝他去信，並告訴他簽証已經收到。毛主席會見和宴請斯諾都邀請艾黎參加。

　　艾黎真誠關心中國的建設，建言獻策，當好參謀。很久以前他就提出重視生態環境建設，加強長江上游的森林保護，禁止亂砍濫伐，及時植樹造林，防止水土流失等等。后來他還特意從新西蘭引進草種，在家門口種栽核桃樹，刻了一枚有“樹草”兩字的圖章，希望喚起人們對環境保護的關注。

　　無論是在中國革命和抗戰的艱苦歲月，還是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艾黎總是堅定不移地同中國人民站在一起，受到中國人民的尊敬和愛戴。北京市授予他榮譽市民稱號，甘肅省授予他榮譽公民稱號，2009年全國網民評選他為十大國際友人之一。宋慶齡曾鏗鏘有力地寫到：“我覺得他是新中國的一位誠實、忠誠、不屈不撓的朋友。”鄧小平稱贊他是“中國人民的老戰士、老同志、老朋友，”“偉大的國際主義戰士。”習近平主席評價說：“艾黎與中國人民風雨同舟，在華工作生活60年，為中國人民和新西蘭人民架起了友誼之橋。”

　　艾黎是中國和新西蘭兩個國家的愛國者。他說他是中國人，也是新西蘭人。新西蘭多位重要人物都稱贊艾黎是新西蘭的優秀兒子。新西蘭前總理朗伊1987年12月27日評價艾黎說：“被中國吸引的外國人有很多，但將一生都獻給這個國家和人民的為數不多，艾黎就是這少數人當中的一個，也是他們當中唯一的新西蘭人。”

　　艾黎為中新兩國關系正常化作出了重要貢獻。新中國建立后的20多年，西方對華實行封鎖，斷絕往來，但他始終認為這種情況可以改變。他鍥而不舍地給家人寫信，在新西蘭報紙上發表文章和評論，向新西蘭政府表達他的看法，期待有一天新西蘭政府會客觀看待中國。他說，作為一個熱愛自己祖國的新西蘭人，我感到有責任明確地、毫不掩飾地把我看到的真實情況告訴祖國的人民。艾黎為1972年中國和新西蘭建立外交關系發揮了不可替代的獨特作用。

　　艾黎積極推動中新兩國民間友好交流。他是新中友協的開創者，在他的推動下，新中友協積極開展兩國友好交流，每年組織代表團訪華，總是包括甘肅等西部地區，為工合事業與山丹學校在資金、物資、人員等多方面提供幫助。可以毫不夸張的說，在外國對華友好協會中開展對華交流最穩定最長久的當屬新中友協。

　　艾黎熱心促成家鄉克賴斯特徹奇市與甘肅省結為友好城市關系。在他心中，克賴斯特徹奇是他的出生地，甘肅是他居住了近10年的第二故鄉，都是他熱愛的家鄉，他希望兩個地方像姐妹那樣結伴而行，共同發展，為此他極力推動建立友好城市關系。

　　艾黎對祖國新西蘭的關心熱愛感動了許許多多新西蘭人。新西蘭總理、副總理、總督、眾多部長市長名人教授、每一任駐華大使、數不清的來訪團和旅游者，都曾到艾黎家中來看望他，帶來親切問候並向這位新西蘭人公認的民間大使了解中國發展的最新情況。1986年，新西蘭年輕攝影師裡昂來看艾黎，他像擁抱失散多年終於重逢的毛利兄弟那樣抱著艾黎，久久不肯鬆開。新西蘭人就是這樣深深的愛著艾黎，艾黎也同樣深深地愛著新西蘭。

　　正是由於60年如一日的不懈努力，艾黎獲得新西蘭維多利亞大學授予的文學榮譽博士稱號和新西蘭政府頒發的英國女王社會服務勛章，中國成為新西蘭第一大貿易伙伴和最大海外留學生來源國，新西蘭政府在西方國家中第一個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新中友協前主席尤恩評價說：“在為出生國和居住國做貢獻方面沒有一個人比得上艾黎。”

　　助人為樂，樂善好施，具有一顆閃光的慈善心

　　通過在艾黎身邊工作以及后來參加有關艾黎的紀念活動，我注意到這樣一個現象：新西蘭親人、新西蘭政要和外國友人在贊揚艾黎的貢獻時都會談起他的另一個閃光點——公益慈善。

　　艾黎的侄子大學教授莫裡斯·艾黎2007年在艾黎誕辰110周年紀念活動的講話中說：“在我們親人眼裡，艾黎是一位熱情、關愛他人和樂善好施的人。”新西蘭前大使包逸之在紀念文章中也表示了相同的觀點，他說：“不管歷史還是將來，都會肯定他的人道主義，一定會的。”海倫·斯諾在30年代末與艾黎討論創建工合時，就認為艾黎有著健康的天性，富於同情心。她在《中國為民主奠基》一書中稱贊艾黎是一個“慈善家。”

　　艾黎的樂善好施早在他年輕務農時就體現出來了。他自己身無分文，但當得知牧場合伙人要結婚且擔心婚后生活困難時，他就毫不猶豫地把屬於自己的半份牧場資產慷慨相贈，自己離開了。他在上海為改善底層工人的工作環境和生活條件與資本家據理力爭，利用假期自費去綏遠和洪湖賑災做義工。工合社員基本上都是失業工人和窮苦難民，培黎學校招收的大都是孤兒難童。所有這些善舉如果沒有一顆閃光的慈善心是根本無法做到的。“雪中送炭”就是艾黎的公益慈善心的質朴寫照。

　　艾黎一生都是給予，從沒想過要什麼回報。早年在上海工部局的工作待遇是很優厚的，但他自願放棄優越生活，為工合事業和山丹學校奔波操勞。有段時期，山丹培黎學校資金很困難，他把這個情況寫信告訴了母親，沒過多久就收到母親寄來的1萬新元，那是老人家辛苦攢下的養老金，慷慨的給他用於補助學校。艾黎成立工合國際的一個主要原因，就是為了在國際上募捐資助工合與山丹學校，在新西蘭、美國、英國、加拿大、新加坡、菲律賓、馬來西亞和中國香港的朋友，都積極響應支持艾黎的事業，源源不斷送來物資與資金，總計達到500萬美元之多。要不是被他的慈善心感召，哪來這麼多人給予如此巨大的資助。

　　艾黎視財富為浮雲。朋友送給他那個年代十分稀罕的收音機、照相機、手表等貴重物品，他常會轉送別人，並且找出一個可以讓你安心收下的理由，比如說螺絲鬆了雲雲。他每月工資800元人民幣，如有節余就捐給在建的山丹培黎學校，或購買圖書寄往山丹培黎圖書館，全部用來做支持西部建設的扶貧公益。他喜愛收藏中國文物，但沒把這些珍寶看成是私家財產。1980年他寫信給山丹縣政府，決定把收藏了一輩子的近4000件文物全部捐贈給山丹。這些文物現在收藏在山丹艾黎捐贈文物陳列館，成了絲綢之路古城山丹的璀璨明珠。

　　視工作為生活的全部，平易近人、生活儉朴、謙虛低調、待人真誠，信任同志

　　艾黎視工作高於一切，他說，一個人不能停止工作，文革期間斯特朗寫什麼都錯，她就干脆什麼都不寫，結果身體垮了。因此越是晚年越不能停止工作。艾黎最后幾年因白內障看不清字，打字機不能用了，就一手舉著帶光源的放大鏡，一手寫字，有時甚至會將下一行重疊寫在上一行上面。即便如此依舊筆耕不輟，一直到去世前幾天還在寫作。1980年5月艾黎訪問四川廣安時突發心臟病，友協副會長劉庚寅帶著鄧小平和鄧穎超的口信和王炳南會長的慰問信專程去探望，勸他回北京休養。他堅持要按行程繼續走下去，他說：“地方同志都准備好了，我怎麼能不去？除非把我戴上手銬帶回去。”1983年考察河南工合，當地記者問他如何看待工作與生活的關系，他說，“工作就是生活，生活就是工作。”

　　艾黎平易近人。他享受部長級待遇，在所有在華外國專家中位列首席貴賓，但從來不擺老資格。他每天下午去公園散步，主動與游客用中文親切打招呼。在外地考察座談，與基層同志老工人老農民交談十分自在融洽。友協當時有一個水電維修工，每當艾黎家裡出了水管電路等問題，都是這位憨厚的老師傅來修理。艾黎往往是先倒上一杯咖啡，加上兩塊方糖，請老師傅喝完咖啡再動手維修。北京當時有個工合殘疾人剪紙合作社，經營困難，為了鼓勵支持他們，他不僅前往參觀訪問，還帶去一些美觀新穎的聖誕卡片供剪紙社參考設計，並與新西蘭方面聯系推銷剪紙作品。有一次為了接待河南農民畫家來訪，寧可調整原來計劃接待美國客人的時間，還准備了豐富的茶點。艾黎熱愛中國普通人民，毫無架子，和藹可親，令人肅然起敬。

　　艾黎一貫生活簡朴反對鋪張費浪。他穿著不講究，很少添置衣服，特別喜歡蘇菲為他親手織的紅色毛衣，一直穿著，補了再穿。艾黎有一次訪問南方一個縣，縣領導得知他是位德高望重的國際友人，免不了要高規格接待，唯恐照顧不周，結果在一條小船上的午餐也擺了兩桌，上了白酒。艾黎發現后臉色一沉，一聲不響，簡簡單單吃了碗米飯就退席了。事后縣領導感覺十分慚愧，對艾黎的崇敬之情油然而生。艾黎是從艱苦歲月走過來的，生活簡朴，即便后來身居高位，但艱苦朴素的優良傳統始終不變，體現著他精神世界的美好與高潔。

　　艾黎是謙虛低調的楷模。他講話寫文章不用第一人稱，說自己就是個“鄉巴佬、土包子。”他一直把自己看成是普通民眾的一份子，是別人給了他巨大的幫助，即便有了一點成績也不是他一個人的功勞。去世前幾天他還在給新西蘭朋友寫信，強調其他人的工作如何重要。他強調團結協作，共同努力，倡導努力干一起干，他的代表作就是《有辦法》和《人民有力量》。他一輩子有這麼多功績，但自己從來不說，也不讓別人夸獎。《艾黎自傳》是王炳南會長幾番動員勸說后他才勉強同意的。《自傳》出版后他也沒主動送過別人幾本。他在給家人的信中說，與大家一起工作的時候他最快活。他在《自傳》序中說，“我一生中最滿意的一段時期無疑是在甘肅山丹同農村青年在一起的那些日子。”

　　艾黎待人真誠信任同志。他翻譯詩選採用與中國同志合作的方式，寫自傳也是如此，主要由呂宛如、王効伯等同志根據他的口述錄音整理編輯，然后他修改審閱敲定而成。艾黎對我們秘書、管家、廚師和服務工作團隊關心體貼，盡量照顧。山丹縣政府派王自剛等同志來接收他捐贈的文物，艾黎說你們自己挑，牆上的櫃子裡的你們都拿走。他沒有任何手續上的要求，是王自剛等同志主動一件件清點，登記造冊，最后交給艾黎一本文物清單。艾黎習慣用一種真誠的態度與方式和同志們來往，總是讓人感受到和他一起的日子如沐春風。

　　是一個富有大愛的人，終生未婚，卻有個溫暖的大家庭

　　一些同志關心艾黎的家庭生活，問為什麼他終生未婚？艾黎的親密朋友馬海德在《半個多世紀的友誼》一文中寫到：“他是一個感情真摯而深沉的人，他需要家庭的溫暖，但是，干革命是要擔風險的。為了革命的利益，他犧牲了個人的幸福，把自己的一切都獻給了中國人民的事業。”

　　解放前，艾黎的處境十分危險，隨時准備犧牲個人的生命。在創辦工合與培黎學校的10多年裡，他要麼在窮苦的鄉村奔波，要麼在貧困的山丹拼搏，生活的艱苦我們恐怕難以想象。他不忍心讓家庭生活在這樣既不安全也不安定的環境之中，況且工合與學校有那麼多事情需要他處理和操勞，根本沒有成家的條件。

　　1958年，艾黎搬入友協大院居住，他的生活才基本安定下來，那時他已年過花甲，個人婚事也就索性放下，專心致志工作了。艾黎說，解放后運動一個接著一個，誰都可以胡編亂造一些我的故事，不能連累家庭。艾黎沒有從自己的角度去考慮婚姻，更多的是擔心會不會給家庭帶來麻煩。馬海德夫人蘇菲2010年5月10日在電話裡懷著十分崇敬的語氣跟我說：“艾黎是個君子，特別道德。”

　　艾黎雖然單身，但他從不孤單，雖未成家，但他擁有一個特殊的溫馨大家庭。在上海時期，艾黎於1929年收養了從內蒙綏遠災區送來的一個難民孤兒段士謀，1932年又收養了湖北災區的一個難民孤兒黎雪，辦了收養手續，送他們上學，又把他們送到延安參加革命。黎雪是商務部干部。段士謀繼承艾黎的事業長期擔任蘭州培黎石油技校副校長，直到離休。由於路途遙遠，工作繁忙，他平時不常來北京，但一直牽挂著艾黎，不斷書信往來，父子感情深厚。

　　山丹培黎學校有個聶家四兄弟，他們的生父是地下黨員，被國民黨通緝，母親病亡，何克勇敢地收養了這四個孩子。1945年何克臨終前托付給艾黎照看。解放后四兄弟都上了大學，成為工作上的骨干。老大和老三在外地，老二和老四在北京。老三聶廣濤經常應邀寫文章做演講，介紹山丹培黎學校歷史和前輩的革命故事。老四聶廣沛長期在艾黎的床邊搭個小床陪住。解放后，艾黎還盡心培養鄧中夏烈士的侄子鄧邦鎮成為一個油畫藝術家。鄧邦鎮為艾黎的著作配插圖，並多次完成作畫任務。

　　這些中國親人珍惜艾黎在戰爭年代和極為困難的條件下的救命之恩和寶貴人生教育，周末節假日都來看望陪伴照顧他，以表達他們無盡的感恩之心。

　　工合創始人之一盧廣綿和其他工合老同志幾乎每個月都來商量工合事務，許多培黎學生懷念艾黎的再造之恩逢年過節都要來看望老校長，甘肅省人大副主任李屺陽多次來介紹山丹學校重建工作，老朋友劉鼎和張心一經常走動互致敬意，友協的同志也來請教翻譯和國際問題，征求日常接待工作的意見。1985年7月11日上午，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派人送來一籃新鮮荔枝，致以親切的夏日問候。1986年艾黎的妹妹喬伊從新西蘭來看他。

　　馬海德是美國醫學博士，1936年與斯諾一起從上海去延安，擔任毛主席等中央首長的保健醫生。米勒是德國人，也是醫學博士，1939年來華參加八路軍。他們兩位都是中共黨員，是艾黎的終生朋友，每周兩次和艾黎一起喝茶聚餐。北京醫院吳蔚然院長和友協章文晉會長也不定期參加。艾黎家中保險櫃的抽屜裡保存著兩張彩色英文黨費卡，其中一張還用筆在月份欄上打了勾。他們幾位老黨員和洋革命家在一起懷古論今，親密無間。

　　艾黎和宋慶齡保持了半個世紀的友誼，早在30年代上海時期艾黎就協助宋慶齡做地下工作，一道秘密轉運槍支，為陝北紅軍運送藥品，協助安排斯諾去陝北解放區採訪，冒著風險為紅軍去太原兌換鈔票等等，他們是絕對信任的戰友和同志。他們兩位半個世紀的戰友出於工作和保密的需要，按照兩人的約定，互相不直呼其名，艾黎稱宋慶齡為“阿姨”，宋慶齡叫艾黎“比爾”，信看過之后立即銷毀。我們幾位艾黎秘書曾多次為艾黎送信給宋慶齡。艾黎在信封上隻寫“林泰”兩字，我們把信送到宋慶齡在后海的住處，送信的任務就完成了。宋慶齡來信由她的司機送來，艾黎看過后按約定撕成碎片銷毀。宋慶齡不時送來艾黎喜愛的甜品，她去世后故居的同志還於1986年3月17日送來當時難得一見的美國紅掌花。

　　艾黎家裡常常是親朋滿座，歡樂溫馨，其樂融融。艾黎把他的愛都獻給了他的理想和信念、他的事業和追求、他的戰友和學生、他的第二故鄉和中國親人。他的愛已經超出了血緣，跨越了國界，是偉大而平凡、深沉又閃光的大愛。

　　在我心目中艾黎就是這樣一位心地善良、品德高尚的人。我為艾黎做秘書才5年時間，但他的教誨讓我終生受益。他就像一顆火種，盡管離開我們已經32年了，但還在溫暖和照亮著我們許許多多的人，這或許就是他的人格魅力所在吧。在艾黎誕辰122周年即將到來之際，我寫這篇回憶，希望我們大家共同弘揚艾黎“努力干，一起干”的工合精神，堅信艾黎開創的工合事業一定能在新時代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中譜寫新的篇章，艾黎創辦的培黎學校一定能在教育強國的新形勢下培養出更多技能型實用人才，艾黎倡導的友誼大愛一定能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做出新的貢獻。我也期盼在這樣有意義的工作中與年輕朋友一起繼續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