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四十年：中國電影實現跨越式發展

原標題：改革開放四十年：中國電影實現跨越式發展

　　自20世紀70年代末至今，中國電影飛速發展，已成為當代中國最有影響力的文化形式之一和滿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內容提供者。在改革開放的推動下，電影創作經歷了復雜的發展階段，既符合中國文化發展的大致脈絡，又在不同階段和不同體裁中發展出豐富的個性，呈現出多元一體的特征。一批優質的國產電影作品不僅展現了電影創作思維的演變歷程，也讓我們看到了改革開放40年來整個中國社會所經歷的文化變遷。

　　從“時代之眼”到中國式大片

　　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電影創作者們不斷更新升級創作理念，持續豐富和深化著對電影本體特征和創作規律的認識。20世紀80年代初期，中國第四代和第五代導演用較短的時間掀起了一個創作高潮。《小花》《本命年》《黃土地》《紅高粱》……他們的作品探索民族文化的歷史和民族心理的結構，折射出改革開放初期在西方文明碰撞影響之下，中國社會既遵循傳統、又推崇創新的文化思潮和集體心態。從這個角度看，這一時期的電影充分發揮了“時代之眼”的作用。

　　緊接著，從20世紀90年代到21世紀初的20年間，第六代導演和中國電影新力量先后加入到影視創作隊伍。《可可西裡》《南京！南京！》《洗澡》等作品或聚焦百姓生活，或追求紀實風格，或關注藝術探索，雖然形態各異、類型多元、風格迥異，但都以自覺的美學追求和創新意識來指導創作。這種自覺，一方面來自於創作者在相對開放多元的文化環境下接受系統藝術教育，並接觸大量國外電影理論的成長環境和社會閱歷，另一方面源於在經濟體制轉軌給中國社會關系、人際關系、家庭關系帶來重大變動的時代背景下，整個電影界所堅守的觀照現實生活、反映百姓心聲的現實主義創作理念。

　　進入新世紀以來，隨著世界電影產業化、工業化的發展趨勢，中國電影也在技術美學和類型創作領域展開了積極探索。張藝謀的《英雄》為中國式大片時代拉開帷幕。除了明星多和投入大之外，中國式大片採取“高概念”的敘事策略，力求給觀眾帶來“視聽盛宴”級別的觀賞享受。2010年之后，中國電影行業的快速發展吸引了大量資本涌入。在具備了“高投入”的外部可能之后，“高回報”的電影大片，尤其是技術美學支撐的幻想類電影，成為電影投資的重點關注方向。在資本、創作的共同推動下，近年來中國電影涌現出《捉妖記》《尋龍訣》《長城》《西游記之大聖歸來》等一批在工業技術指標和視覺效果呈現方面皆做出有益嘗試的電影作品，初步完成了中國電影工業化水平的提升和產業格局的完善，也扭轉了觀眾心目中“國產大片局限於武俠題材”的刻板印象。

　　開啟了類型片共同繁榮的商業模式

　　中國電影業的發展與改革開放同行。中國人對於改革開放的深入探索體現在電影領域，就是電影人對電影產業屬性的認識愈發清晰深刻。中國電影行業到今天所取得的階段性成果，也應主要歸功於電影產業化改革對電影產業屬性的全面釋放。

　　改革開放伊始，香港電影機構就在內地取景拍攝了杜琪峰導演的處女作《碧水寒山奪命金》。隨后，《白發魔女傳》《少林寺》《武當》《木棉袈裟》《大刀王五》《黃河大俠》以及進入90年代之后的黃飛鴻系列等，這些美學風格具有較高辨識度的影片或者直接由香港和內地電影機構合拍，或是內地電影人借鑒了香港電影的創作手法，迅速成為了電影市場上最受觀眾歡迎的影片種類。香港同行成熟的商業運作方式也給內地電影人帶來啟示，雙方優勢互補，促進了內地電影業的市場化發展。此外，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電視媒體迅速普及，電視劇文化異軍突起，電影的社會影響力有所下降。從1995年起，中國正式開始每年引進10部外國分賬大片。電影市場開放，國產電影在本土市場遭遇來自成熟電影工業的激烈競爭。在這些內外因素的影響下，中國電影業加快了產業化探索和商業化嘗試的步伐。商業類型片在改革開放的前兩個十年裡開始發展起來，警匪片、動作片、青春片、恐怖片、歌舞片、公路片，不一而足。

　　新世紀以來，尤其是當互聯網與電影之間開始深度交融之后，IP轉化成了廣受矚目的產業新現象。這種方式為資本提供了關於用戶需求和消費意向的直觀指標，是電影發展、產業進步、行業外投資增多等因素作用下的產物。站在知名IP的肩膀上創作，讓電影新人和跨界者有了敢於嘗試的創作勇氣和藝術基礎。所以，IP熱在某種程度上加速了中國電影創作群體的更新換代，使近年來青年導演集中涌現，帶著風格各異的作品搶灘大銀幕。他們對青年觀眾口味的理解和對當代電影媒介最新發展動向的追蹤，反過來幫助電影行業完成了自身內容形態的更替革新。

　　構建了中國大片的新美學與主流價值體系

　　電影的發展不僅與創作、產業有著密切聯系，而且也和社會文化、國家經濟乃至國際政治相關。改革開放40年來，從主旋律電影到新主流電影，電影創作者們努力地從主題和內容上遵循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回應當下國人的文化需求。同時作為文化環境的一部分，不斷發展著的中國電影也成為主流價值的積極創造者。

　　20世紀八九十年代，以“歌頌黨、歌頌祖國、歌頌英雄模范”為題材導向，以“社會主義、集體主義、英雄主義”為主題導向的主旋律電影作為一種概念被正式提出來。從《巍巍昆侖》《開國大典》《開天辟地》的全景視角和宏大敘事，到《焦裕祿》《孔繁森》等對時代楷模、先進人物事跡的熱情謳歌，從《紅河谷》《黃河絕戀》《紅櫻桃》《雲水謠》以小切口表現大主題的新穎形式，到《集結號》《建國大業》系列的類型化、商業化探索，主旋律電影在尋找角色定位的過程中摸索社會效益與文化職能之間的平衡點。

　　進入新世紀以來，在電影市場化改革的驅動下，如何創造一種可以共享的美學體系和價值體系，才能既滿足大眾的精神需求，又能實現社會效益、發揮文化職能，成為創作的新課題。《智取威虎山》《湄公河行動》《戰狼2》《紅海行動》等，近年出現的一系列標杆之作票房都在5億元以上，《戰狼2》甚至創造了57億元的驚人紀錄，佔據市場的主流地位。同時，它們又鮮明地體現了愛國主義、集體主義、英雄主義、理想主義等主流價值理念，因此被業界冠以“新主流電影”之名。這類作品的出現，還代表著一種價值整合的方向——它正在努力建構一種既能滿足中國觀眾精神需求、又能為全球觀眾帶來價值共享的電影文化“通用體系”，從而更好地向世界講述中國故事。接下來，在全球化趨勢下，國產主流電影乃至中國電影業若想進一步提升市場競爭力、藝術感染力和精神影響力，創作者就應當站在世界的角度來講述中國的故事，表現中國普通人的身心狀態和境遇，在堅持現實主義創作導向的基礎上凝聚和弘揚中國特色的主流價值理念，和全球的觀眾共同探討關於人類生存和社會發展等話題。（作者：梁君健，系清華大學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