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中國報協成立30周年征文】
中國報業協會誕生親歷記

中國報業協會會徽

王強華

　　起步於40年前的改革開放，對中國報業的成長具有決定性的意義，不僅使報業的“硬件”——固定資產、生產規模、技術設備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舊貌換新顏”，而且對報業的“軟件”——辦報理念也革故鼎新。

　　在改革開放40年中間，中國報業發生了許許多多可圈可點、可歌可頌的新事、喜事。1988年中國報業協會的創立和發展，無疑是具有全局意義的大事，對推進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報業，發揮了並將繼續發揮其他機構不可代替的重大影響。

　　去年，黨的十九大勝利召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中國報業協會認真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黨的十九大精神，立足新時代、著眼新目標、把握新要求、力求新作為，努力開創新時代中國報協工作新局面。

　　由於工作關系，我有幸參與了中國報業協會（以下簡稱中國報協）的籌建。這裡，我願就此簡要敘說，奉獻報界同仁，紀念改革開放40周年，同時也紀念報協成立30周年。

一

　　新中國報業脫胎於革命戰爭年代的部隊報社和老解放區報社，當時的報社（特別是主流報社）隻管宣傳，不管經營。建國以后，這種狀況傳承下來，加上長期以來以“階級斗爭為綱”左的思想指導，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的束縛，報業與其他國家機關、國有事業單位一樣，吃國家的“大鍋飯”，沒有現代意義上的經營管理。就拿上世紀50年代初期我所在的光明日報來說，沒有廣告部門和廣告工作人員，因為報紙基本上不登廣告﹔沒有專門的發行部門和發行工作人員，因為發行由國家郵政部門歸口負責﹔印刷廠隻印一張本報，編輯（記者）隻編一張本報。員工的工資、補貼列入國家計劃，虧空由國家財政全額補助，紙張等生產資料也由國家統一調撥、計劃供應。

　　這種體制、機制一直持續到1978年改革開放以前。1978年鄧小平親自領導和支持的真理標准問題討論像一聲春雷，喚醒了人們從“兩個凡是”的思想桎梏中解放出來。伴隨著改革開放的前進步伐，中國報人在熱情宣傳改革開放的同時，也在思考報業自身的改革。

　　改革的突破口在哪裡？作為從事精神產品生產的報業，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改革的突破除了著力提高輿論的引導水平，增強新聞的吸引力、說服力、感染力以外，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要打破“大鍋飯”，改變靠國家財政補貼過日子的現狀，以增強報業的活力，進一步解放報業生產力。為此就必須重視報社的經營管理，提高經營管理在報社中的地位，做到新聞宣傳和經營

　　管理“兩個輪子一起轉”，加快現代報業的建設。

　　正是在這個歷史背景下，幾乎與全國其他行業改革開放同步，中國報業、中國報人特別是從事行政、經營管理工作的有識之士，不斷呼吁重視經營管理工作，解放思想，改變“重宣傳、輕經營”的現狀。考慮到報紙行業的經營有許多共性（如發行、紙張、印刷等），與其他行業又有諸多利益問題，他們迫切希望建立一個全國性的報業經營的社團，以代表和維護報業的整體權益。但是，由於主、客觀條件的制約，包括缺少一家對全國報業進行宏觀調控和管理的國家機關來組織、推動，報界這個願望始終未能實現。

　　1987年1月22日，國務院決定成立國家新聞出版署，對推進中國報協的籌建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根據國務院規定，新聞出版署負責全國新聞、出版事業的管理工作，其主要職責有七項，除了第一項“起草關於新聞、出版的法律、法令和規章制度，經審定頒發后組織實施”以外，第四項是“制定並組織實施新聞、出版事業發展規劃”，包括對全國報業經營進行調控和宏觀管理（參見1987年1月22日《人民日報》）。

　　我於1987年3月從光明日報調往國家新聞出版署任職，分管報刊管理工作。結合我在光明日報30多年工作的切身體驗，特別是在我與許多報社老同志尤其是長期從事行政和經營管理工作的老同志的交往中，聽到了他們言之有理的強烈反映，認識到籌建一個全國性的報業經營管理社團非常必要，刻不容緩。在新聞出版署黨組的大力支持和指導下，我投入了籌建報業經營管理協會的行列之中。

　　新聞出版署成立后，第一項中心工作就是對全國報刊進行整頓，對當時被認為過多、過濫的特別是非法成立的報刊進行壓縮。在這種情況下，籌建報協顯然不合時宜。但整頓報刊對繁榮發展合法報刊發揮了掃清障礙的作用，實際上為籌建報協創造了必要條件。整頓報刊工作結束后，中央提出了繁榮報業的任務，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抓住這樣的有利時機籌建報協。

　　記得1987年金秋時節，我應邀到上海，參加了華東六省一市的黨委機關報和上海文匯報、新民晚報經理座談會。這樣的座談會，每年舉行一次，由上述9家報社輪流主辦，交流各報一年來經營管理的情況、經驗，研討經營管理工作中的問題和對策。那一次座談會輪到新民晚報做東。這是我第一次以政府官員身份參加的報社負責人專門就報業經營管理問題進行研討的座談會，印象特別深刻。在會上，經理們暢所欲言，談了很多重要的意見，幾乎每一位發言者都談到了籌建中國報協的問題。許多同志都寄希望於中央有關主管機關能夠“牽頭”籌建報協組織。

　　在會議的最后一天，受到與會代表的鼓舞，我也談了我的意見，並在會上表了態。頭一天晚上，我准備的發言稿上是這麼寫的：同志們提出要求盡快籌建全國性的報業經營管理社團的意見，都很正確，我們完全支持。作為國家新聞出版主管機關，新聞出版署有責任做這件事，我個人想，如果從現在起一年之內，社團成立不起來，我就“引咎辭職”。后來經過反復思考，“退”了一步，把“引咎辭職”改為“無顏見江東父老”，並照此在會上發了言。之所以這麼修改，主要考慮到“辭職”問題比較復雜，不僅有個人意願，而且有組織決定，萬一一年內建立不了，我又沒有辭職，豈不失信於報界同仁？而“無顏見江東父老”就比較靈活了，我是南京人，與會的是華東地區的黨報經理，“無顏見江東父老”的比喻比較妥切。但不管怎麼說，反正是立下了“軍令狀”，表示了我的決心。

　　開完華東地區主要黨報經理會議以后，我向署黨組作了匯報，得到了黨組的全力支持，要我放手做這件事。

　　當時雖然全國和北京沒有關於報業經營管理的社團，但北京有一個由人民日報、光明日報、解放軍報、經濟日報、工人日報和中國青年報的秘書長組成的聯席會議，每隔一兩個月就舉行一次，由各報輪流主持。這個聯席會議著重討論這六家報紙共同面臨和關心的報業經營管理方面的重大問題，這些問題實際上都是全國報業面臨和關心的問題。

　　“六報”秘書長聯席會議是怎麼建立的，我不清楚，但它確實是一種好形式，是市場經濟催生出來的新生事物，它可以說是中國報協的雛型，能夠成為籌建報協的基礎。我把這樣的看法分別與“六報”秘書長交談，大家意見一致，決定以這個聯席會議的六家報社為發起單位，組建中國報業協會（當時稱中國報紙行業經營管理協會）。

　　后來考慮到中國的新聞事業歷來是以《人民日報》和新華社為代表，“六報”聯席會議隻有報紙，沒有新華社，而新華社主辦的《參考消息》發行量全國第一，影響力也很大。為了體現報業的大團結，又分別與“六報”和新華社醞釀協商，發起單位增加了新華社。當時我們想把中國報業協會辦成一個真正的在黨領導下的群眾性組織，不要國家行政編制，不要國家劃撥經費（包括“開辦費”），不要國家提供辦公場所。由“六報”和新華社出人、出錢、出物並負責籌辦工作，報協的負責人由“六報一社”和其他中央及地方主要報社推薦候選人，經會員代表大會選舉產生，黨和政府主管機關現職領導人不擔任報協領導。我們的這些想法得到了上級批准，也深受報界的歡迎。

　　1988年3月春暖花開的季節，中國報業協會按照上述精神順利誕生了，揭開了中國報業史上新的一頁。

　　二

　　也許有的同志會問，新聞包括報紙、通訊社、廣播、電視（現在還有互聯網），為什麼已經有了一個新聞工作者協會，還要創立報業協會？為什麼通訊社、廣播、電視系統不單獨成立“經營管理”協會，而報紙行業有了新聞工作者協會，還要籌建一個報業協會？這不是交叉重復嗎？

　　其實隻要真正了解和認識中國新聞業的實際狀況，這些問題就不難回答。

　　首先，中國報協誕生於1988年，歸根到底是源於1978年中國的改革開放，它是改革開放的產物，並與改革開放同步發展。中國的改革開放起步於1978年，開始主要是經濟體制改革，即把多年來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轉變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一項改革雖然主要體現在經濟領域，但不可避免地、或遲或早地要波及到政治、文化、社會領域。事實果然如此，經濟體制改革使市場經濟成為基礎性的資源配置手段，它不但直接影響到企業經濟的發展，而且也對中國的報業產生了深刻的影響。這個影響突出表現在報界經營管理人員日益意識到，為了適應市場經濟的深入和發展，在肯定報紙的意識形態屬性的同時，應該肯定報紙的商品屬性（那時說報紙是“特殊的商品”，即使如此，它畢竟也是“商品”），承認報業作為一個獨立的產業，有它自己的經營規律和共同利益，為了代表和維護產業利益，一定要建立行業協會，即中國報業協會。這是歷史的必然。

　　其次，報協的成立是中國新聞事業管理體制的客觀需求。中國新聞事業歷來受黨和政府的領導和管理。黨管新聞這是毫無疑問的，黨管新聞主要管輿論導向、宣傳內容，管干部配備。但過去對報社的經營不怎麼管，那個時候報社基本上沒有什麼經營。后來經營這一塊由國務院有關部門管。記得我參加過國務院領導同志召開的一次討論報業經營（包括報紙成本、定價和紙張供應、報紙發行等）的會議，領導同志說報紙的導向歸中宣部管，報社的人（指編制）、財、物歸國務院管（大意）。這樣的分工符合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市場經濟體制建立后，報業的經營多起來了，而黨的宣傳部門及其領導下的新聞工作者協會（記協）歷來又不管報業的經營管理，這就需要有一個專門的經營管理協會，反映報業利益，研討經營管理問題，協調報業與其他相關產業（如造紙業、印刷業、發行業、廣告業等）的關系。

　　第三，反映了那個時期中國新聞事業的實際情況和特殊性。中國的新聞事業長期以來是三大板塊：一塊是報紙、一塊是廣播（后來又有電視）、一塊是通訊社。解放初期國家有一個新聞總署，署長胡喬木。這個總署既管報紙、廣播、通訊社的宣傳報道，又管報社新聞紙的分配等經營問題。后來總署撤銷了，

　　中宣部職能加強，統管“三大塊”，主要管新聞宣傳、輿論導向（當然也管干部），但經營則基本不管。而這“三大塊”又各不相同，通訊社作為國家通訊社，由國務院直屬的新華通訊總社統一管理，既管新聞宣傳，又管經營和事業發展規模。廣播電台也是由國家廣播事業局統管宣傳和經營。唯獨報紙（報社）這一塊，中央和地方一兩千家，各有各的主管、主辦單位，宣傳可以由中宣部統一管理，但經營和事業發展規模則分別由報社和它的主管、主辦單位自己管理。

　　1987年國家建立新聞出版署，它的職責中有一項就是負責制定並組織實施包括報紙在內的全國新聞事業發展規劃，對報業經營進行宏觀管理。這個規劃實際上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對報業發展規模、結構比例進行調整，使它更加合理﹔另一部分是對報業經營和發展的內、外環境進行優化，增強報業的經濟實力和活力。

　　而新聞出版署又如何實施對報業經營的宏觀管理呢？管報業的事業發展吧，它沒有錢，也沒有那麼大的權力。上千家報社各有各的主管、主辦單位，它們的發展由其主管、主辦單位負責，但各個報社又有諸多共同利益。舉個例子來說，新聞紙佔報紙成本的七成，過去不到十家的大造紙廠壟斷了中國報業的紙張市場。它們有一個“民間機構”定期開會研究價格，然后與一家一家報社分別談判簽訂合同，實行“各個擊破”，以維持並不斷提升定價。新聞出版署雖然想維護報業的利益，但它不能也不便以國家機關身份與“民間”造紙協會商談，這就非常需要有一個報業協會與之“抗衡”，建立紙、報雙方既競爭又合作的市場關系。類似紙、報關系的事例在報業與發行業、印刷業之間還有。因此，新聞出版署成立以后，實際上就主導了報協的籌建工作，並在不長的時間內建立了報協。

　　第四，反映了改革開放初期報業和各家報社發展的內部需求。過去傳統觀念是“重宣傳、輕經營”，反映在抓工作上是“一手（宣傳）硬、一手（經營）軟”﹔報社領導班子經常忙於研究新聞報道，經營方面的重大問題則很少提到議事日程﹔反映在干部配備上往往把最強的干部放在採編部門，不那麼強或採編工作搞不了的則打發到經營部門。這種狀況隨著市場經濟深入發展雖然已有改變，但在不少報社特別是大的報社依然存在。這種情況使得報社從事經營行

　　政管理工作同志中的有識之士（如人民日報秘書長郭渭、山東大眾日報經理部經理任玲華等中央和地方報社的一批老同志）深表憂慮，他們多方呼吁盡快成立專門研究報業經營管理的協會，並為此做了大量的前期准備工作。現在，全國和絕大部分省、市、自治區報協都已經相繼成立，這些老同志功不可沒。今天在我們紀念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中國報協成立30周年的時候，我們決不應該忘記這些開創現代報業經營的先驅者。

三

　　回顧中國報協成立30周年的風雨歷程，我有以下三點體驗和感慨。

　　（一）作為改革開放時期的新生事物，報協的成立是中國報業改革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深入發展的產物。報協的成長與改革開放的市場經濟深化同步。對報協的態度，說到底也是對改革的態度。目前報業改革正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深入展開，報協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將會發揮更大的作用。

　　（二）與當年其他大的新聞、出版業社會團體不同，報協從籌建直到今天沒有花國家一分錢，沒有佔用一個國家機關編制，沒有一名主管單位現職領導擔任負責人。報協成立以后，作為黨和政府管理部門與廣大報社的橋梁和紐帶，在維護報業合法權益、繁榮報業經濟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這一體制的工作模式是一種新的試驗，方向是正確的，也符合市場經濟的運作規律和中央文件的精神。但也可能帶來這樣或那樣的問題，比如如何發揮自身優勢，做到自主創收、我發展、完善自我管理等。這些都需要有關主管部門和報協重視並認真總結，使報協能夠更加健康地成長。

　　（三）鄧小平在“文革”后復出時說過，誰叫我們是共產黨員，共產黨員出來工作，是做事，不是做“官”（大意）。報協是一個黨領導下的“民間”組織，它的宗旨是服務報業，工作方針是“大團結、辦實事”（后來中間又加了“議大事”），活動空間很大，可做事情很多。因此，來到報協工作的同志要有一種獻身精神，要挑選那些真正“願干事、會干事、能干成事”的優秀人才。我相信報協的工作一定會做得更好，取得更大的成績。（作者：王強華 原國家新聞出版署副署長，中國報業協會原副主席、常務書記）

　　來源：中國報業協會成立30周年征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