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  一門古老而又年輕的學問

原標題：甲骨文：一門古老而又年輕的學問

　　甲骨文雖然有近三千年的歷史，但從1899年甲骨文首次發現到現在也不過120多年。因此，甲骨文的研究是一門古老而又年輕的學問。

　　近日，記者採訪了中國美術學院古文字書法創作研究中心主任、浙江省甲骨文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韓天雍教授。從此次紀念王國維先生誕辰140周年暨“全國古文字書法及論文與文獻展”，談到甲骨文的歷史、甲骨文的書法篆刻藝術創作。

　　美術報：此次甲骨文成功入選“世界記憶名錄”，標志著世界對甲骨文的重要文化價值及其歷史意義的高度認可。從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看出幾代甲骨文研究者對其作出的巨大貢獻，您是否可以簡要地給我們講述一下甲骨文研究的歷史？

　　韓天雍：在清代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當時的北大國子監祭酒王懿榮在河南安陽小屯村一帶發現藥材“龍骨”上刻有文字，便開始進行系統研究，這開啟了甲骨文研究的大幕。在他以身殉國后，他的大量甲骨收藏轉交給劉鶚（字鐵雲），在金石學家羅振玉的幫助與指點下，劉鶚印刷出版了《鐵雲藏龜》，其中展示1075片甲骨，並在自序中正確地說明甲骨文乃是“殷人刀筆文字”﹔1904年孫詒讓用金文的考釋方法來研究甲骨文，出版了《契文舉例》一書，這是第一部研究甲骨文文字的書籍，雖然也存在不少錯誤，但比《鐵雲藏龜》又進了一步。

　　甲骨文，亦稱殷墟卜辭、殷墟文字、契文、殷契等等。甲骨文鐫刻在龜甲獸骨上，是迄今為止發現最早的、最為完備、最為系統且能表達完整思想的文字。甲骨文研究的奠基者“甲骨四堂”：羅振玉（號雪堂）、王國維（號觀堂）、郭沫若（字鼎堂）、董作賓（字彥堂），可以說是甲骨文最頂尖的學者。甲骨文字考釋在孫詒讓后有一個飛躍，造成這一飛躍的是羅振玉，他在1914年刊行的《殷墟書契考釋》中釋出人、地名外的甲骨文字485個，至1927年出版的增訂本中增加到571字，他是甲骨文研究早期的先鋒，也是最早書寫甲骨文的第一人。唐蘭先生曾說：“自雪堂導夫先路，觀堂繼以考史，彥堂區其時代，鼎堂發其辭例，固已極一時之盛。”羅振玉在辛亥革命時期東渡日本，帶去了許多甲骨的碎片，經常和內藤湖南、中村不折、富岡鐵齋等一大批學者、畫家在一起切磋研討。王國維通曉外文，羅振玉跟內藤湖南聊天時便讓他當翻譯，內藤湖南的實証方法影響了羅振玉和王國維。王國維第二次去日本，待了四年多，對他產生非常大的影響，他將中國古典文學、歷史和西方的美學、哲學、邏輯學，以及其他的領域融匯在一起，通過歷史文獻，再經過考古的新發現相互印証，創研出一個新的學科。董作賓依據世系、稱謂、貞人等標准將甲骨文的文字進行了斷代，在《甲骨文斷代研究例》一文中，按照貞人的書寫風格分為五個時期：即1、雄偉﹔2、謹飭﹔3、頹廢﹔4、勁峭﹔5、嚴整。郭沫若運用甲骨文資料對中國古代社會進行系統研究，如政治、經濟、文化、交通、疾病等，把甲骨文和古代社會的研究推向了一個新階段。

　　甲骨文作為記載殷商時代王室檔案的資料，其內容相當豐富，學者研究主要可分成四大類：一，階級和國家。二，社會生產。三，科學文化。四，其他。先民們對氣象、年成、天時、疾病、災害等缺乏科學的認知，所做重大事情的決策，往往要祭祀上天，祖先佔卜之后再作出決定，以求得上蒼的保佑和心靈的安穩。貞人作為當時的書法家，或掌握知識的神祗官，將佔卜的內容書寫在龜甲獸骨上，在其骨的背面鑽成若干個小孔，再進行火燒，出現龜裂，以定凶吉。通常一個完整的卜辭可分為前辭（敘辭）、問辭、佔辭、驗辭四部分組成。貞人通過問天、神，將其結果再傳達給君王或百姓，因此，貞人也即是上帝的代言人，也可以說是第一代書法家。由於當時書寫材料的匱乏，再加上有一種宗教儀式的神秘感，貞人懷著一種虔誠的敬畏之心來從事書寫和鐫刻工作，不敢胡亂書寫或任意揮霍。

　　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研究任務落到在中國文字學上有新見識、新的科學素養的學者身上，唐蘭與於省吾是最具典范性的。50年代以來，繼續致力於甲骨文字考釋並作出突出成績的學者有張政烺、徐中舒、裘錫圭等。經過近一個世紀幾代甲骨學者的持續鑽研，迄今所存的甲骨文十五、六萬片中，單字量約4400個，可識可讀的約2400字，其中約1400個見諸於現代漢語字典，其余2000字尚不可釋讀。

　　美術報：甲骨文是最古老、最系統、最能表達完整思想的文字，它對漢字的流傳、演變存在著什麼影響？

　　韓天雍：甲骨文具有文字的形、音、義三要素，符合六書造字的功能，是研究漢字原初構形與漢語言語法最早形態的重要素材。甲骨文的字體構形和文辭體式，與當今的漢字及現代漢語語法結構一脈相承。

　　我們把甲骨文、金文、石鼓文、小篆統稱為金石文字。甲骨文是用鋒利的刀鐫刻在龜甲獸骨上，以刀代筆，叫契刻文字。有三角、垂直、孤形等刀法，顯得犀利，點劃和點劃之間有時候破裂，出現了肥筆，這種肥筆的現象，被后來的金文所繼承。金文是鑄造文字，線條顯得渾厚、圓潤、古拙。石鼓文是石刻文字的代表，其材質是花崗岩，經過鑿刻和多年的風化雨淋，腐蝕之后漫漶、模糊不清，給人感覺是蒼莽、稚拙、老辣。從甲骨文到金文，到石鼓文，再到小篆，文字循序漸進的遞變過程，一環扣一環。從骨質到青銅，從青銅到石刻，每一次材質的轉換，其文字的結體和線條的質感都會發生很大的變化。（下轉第24版）

　　殷墟甲骨文的發現，大大加速了對傳統中國文字學的改造。東漢時代許慎的《說文解字》，是中國第一部系統地分析漢字字形和考究字源的工具書。北宋時代文壇領袖歐陽修（1007－1072年）開創了金石文字學派，趙明誠的《金石錄》一書，揭示了從上古三代至隋唐五代以來的鐘鼎彝器銘文款識及碑銘、墓志等石刻文字，是我國最早的金石目錄和研究專著之一。他們對金石學的研究，不斷地用商周古文字對《說文》的文字學進行補充，但當時研究還在粗淺、初級的階段。到了清代，大量的青銅器、漢碑等文物出土，令人耳目一新，在乾嘉學風的影響下，對金石學的研究進一步深入。清代文字訓詁學家段玉裁（1735－1815年）的《說文解字注》，對許慎的不足予以批判，注釋過程中注意到了詞義的歷史性及發展演變的規律，對同源詞和同義詞的探討和辨析具有劃時代研究的重要意義。

　　光緒九年（1883年）刊行的吳大澂（1835－1902年）《說文古籀補》，以其對金石文字精深的研究，集錄古鐘鼎彝器所見文字為主體，兼收石鼓文、古幣、古陶器文的充實資料修訂《說文》，為中國文字學向近現代文字學發展搭起了一座橋梁。甲骨文的發現更提供了漢字的早期形式，其構成離小篆甚遠，多有象形、會意文字，令當時學者眼界大開。《說文》以小篆為本解釋字原的理論與其整個文字系統皆難以維持，從而使“許學最后的壁壘也被沖破了”，從此“中國文字學達到了一個新的時期”。

　　歷乾隆、嘉慶、道光三朝曾任兩廣總督的阮元（1764—1849年）針對清代碑學興盛、帖學衰微的現象，著有《南北書派論》和《北碑南帖論》，同時，包世臣著有《藝舟雙楫》，康有為著有《廣藝舟雙楫》，掀起了尊碑抑帖的學術思潮。在書法家鄧石如的身體力行下，大量地臨寫漢碑，以篆書和隸書作為突破口，打破了行草、魏碑、唐楷、行書這近兩千年的傳統，又重新返回到先秦、漢代以前的古文字上來。

　　美術報：您自己就是一位書法篆刻家，對於甲骨文的創作，您的心得體會能否與大家分享？

　　韓天雍：甲骨文是刻在龜甲獸骨上的，甲骨骨片也不盡相同，有質地非常堅硬，也有骨質疏鬆的部分。疏鬆的部分不能刻字，線條站不住，因此必須要在骨質堅硬的地方刻，並且紋理特別粗糙的地方是刻不了的。所以甲骨文的文字並沒有規律可循。但因此也形成一種無拘無束、大小錯落的不同章法。

　　但也正因為毫無章法可循，導致古文字學家在考釋過程中增加了難度，可以說古文字學家究其一生可能就考釋不出幾個字來。尤其是剩下的難以辨認的文字，就更難以考釋了。

　　古文字學家研究的主要目的當然不是為書法藝術服務的，他更多地是彌補殷商時期歷史研究的空白，以填補、佐証或充實歷史文獻的研究。但作為書法篆刻家，如不將這些研究成果運用到我們自己的古文字創作中來，那實在是可惜。在甲骨文書法創作中，范字不夠是最突出的問題。前面提到可識可讀可隸定的甲骨文字約2400個，其中約1400個見於現代漢語字典。我在創作王國維的“人生三境界”等這樣大篇幅的作品時就遇到了不小的麻煩。

　　有一個約定俗成的“規矩”：不能杜撰。所謂的杜撰是自己造字，無所本。如能在古文字學家如唐蘭、陳夢家、郭沫若、於省吾等人的研究成果中找到范本，那不算杜撰。此外，盡量不寫錯字。甲骨文創作允許借鑒，比甲骨文更古老的文字是簡單的刻劃，無借鑒意義，因此一般下借青銅器上的文字。金文與甲骨文雖有遞變關系，但畢竟一個為刀刻一個為鑄造的，落實在一個章法裡又必須做到和諧統一，就需要作者大量地臨寫銘文，使之筆法能夠和諧統一。另外，作者還需要有深厚的文學修養，文史哲知識都要進行儲備，了解和掌握通音通假字，這樣在借用文字時，就不會太過於唐突。

　　此外，在創作時可以選擇一些相對古老的素材，如《詩經》、《左傳》、《春秋》、《尚書》、《論語》、《資治通鑒》中的內容，這些古籍更接近古文字的年代，因此在現代的書寫中，也更容易找到范字，即使缺，上下借鑒小篆，或者母系文字就可以了。

　　美術報：由您總策劃的“紀念王國維先生誕辰140周年——全國古文字書法篆刻大展及論文與文獻展”在杭州展出后移師海寧，32件作品獲獎，170多件入展，此外還評選出優秀論文2篇，入選論文18篇。舉辦這樣一個大型的古文字展，您是怎麼考慮的？

　　韓天雍：其實這是第三屆全國古文字書法篆刻大展。今年是王國維誕辰140周年，同時也是他逝世90周年。我們這個展覽，就是要把古文字學家的研究成果展示出來，走向大眾，雅俗共享，讓大家都能看到，都喜歡。

　　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強調，要重視發展具有重要文化價值和傳承意義的“絕學”、冷門學科，如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等，要重視這些學科，確保有人做、有傳承。

　　現如今，很多老一輩的古文字學家離我們遠去，而他們的研究成果將落實到我們這代人肩上，我們把古文字領域的傳統繼承下來，把當代研究的新領域、新成果運用到古文字創作中來，是我們的責任。中國美術學院率先在2008年成立了中國美術學院古文字書法創作研究中心，這是在全國200多所高等院校中第一個成立的一個新的學科，就是致力於古文字學家研究的新成果為我所用。

　　作為這個學科的帶頭人，我致力於把王國維以前走過的路繼承下去並發揚光大。努力把甲骨文變成一門“顯學”，一門“熱學”。

　　一百年前寫甲骨文的隻有幾位作者，現如今上千人寫古文字，寫三千年以前的文字，這是一個可觀的數字，這是在一百年前羅振玉、王國維的時代不可想像的。這也可以說是中國文化的自信，書法家學問的自信。

　　未來，我們還可能會做羅振玉的展覽。浙江雖然不是甲骨文的出土地，但卻是一個研究甲骨文的大省，羅振玉、王國維、唐蘭，包括裘錫圭都是浙江人，我們更要把這根接力棒接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