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國”與擔當：中國特色新聞學的使命

陳昌鳳虞鑫

2017年11月30日11:50

　改革開放以來，伴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提出與發展，各個學科領域都開始建構中國特色。特別是2016年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提出“打造具有中國特色和普遍意義的學科體系”，並列舉了11個學科，其中就包括“新聞學”。當中國特色新聞學成為一個學科熱詞、建設熱點的時候，我們看到遍地開花的研究裡，還有些基本問題需要廓清。我們認為中國特色新聞學是一個廣義的學科指稱，它有著其學科的基本架構，是一個體系﹔它是具有歷史傳承性與明確的傳統方向的﹔它植根於中國的新聞實踐，又指導實踐的發展方向﹔它是有時間和空間緯度的，是當代中國的土壤裡成長起來的。

　　中國特色新聞學是一個體系

　　狹義的新聞學是指新聞學科中新聞理論的層面，而廣義的新聞學不只是作為一個理論領域的指稱，它是一個更廣闊的學科體系。這個體系包括理論新聞學、歷史新聞學、實務新聞學、管理新聞學等不同的方面。理論新聞學主要是解決新聞的基本概念、性質、特征、原理、社會環境、價值判斷、法制、倫理、功能等方面的問題，核心的是起源、性質、價值觀層面的哲學問題﹔歷史新聞學是通過對新聞業的歷史演變的剖析，從歷史上的媒體、人物、事件、現象、歷史語境和思想中尋求變遷的原因和結果，解決新聞業發生、發展、變革的規律問題﹔實務新聞學是研究新聞從採集、寫作、編輯、評論，錄攝、播出、制作到傳播的實踐過程及其蘊含的規律﹔管理新聞學是對新聞業生產經營管理規律的探索。這個體系中的各個部分，是互相關聯、彼此相融的，它們是一個整體，不可分割。中國特色的新聞學，應該包括了從理論到歷史、從實務到經營管理的各個面向的內容，這樣才能構建出豐富而立體的學科體系。

　　在這個體系中，理論新聞學是靈魂，新聞思想是核心。資產階級革命時期，中國對於新聞內涵、特點，對於報業性質、功能的認識已經有了提高，但中國最早的新聞學認識、理論，主要是引進、借鑒自西方。最早介紹西方報紙知識到中國的是外國傳教士，他們在中國近代最早的報刊比如《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上寫有專文介紹報紙。到19世紀70年代，我國改良主義思想家對利用報刊推動社會改革表現出濃厚的興趣，發表了一批倡導辦報的文章。傳教士和改良主義思想家的文章，大多局限於介紹外國報紙的出版簡況、鼓吹報紙的社會作用，內容相當狹窄，也缺少系統性，還不能說是“新聞學”。早期中國新聞教育的參考文獻，多半是直接使用外文的著作，如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指定的參考書，是Harrington和Trankenbery所著的EssentialsinJournalism（《新聞學要義》）、Given所著的TheMakingofaNewspaper（《報紙制作》）。①

　　而當年中國非常推崇的新聞學的理論著作，其實一開始就是涉及整個大體系的。1903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了第一本新聞學著作——日本鬆本君平的《新聞學》漢譯本，第一次為人們提供了比較系統的新聞學知識，新聞學領域就此打開，標志著西方新聞學在我國的傳播進入一個新的階段。②書中的新聞學理念並不是在日本本土產生的，而是表現了美國式的研究潮流，是在美國流派的影響下寫成的。鬆本君平是從美國獲得文學博士的，在美國留學期間他對美國迅速發展的新聞事業和正在興起的新聞教育、新聞學研究產生了深厚的興趣，於是對美國新聞事業的現狀作了大量的調查，而且到歐洲對許多報館作了多方面的考察，回日本后開設新聞學課程，於1899年在日本出版《新聞學》。③值得一提的是，鬆本君平這部被當作新聞理論經典文獻的《新聞學》，是包括理論體系之外的內容的：《新聞學》用很多篇幅敘述了報館各機構的職能以及新聞從業人員在報業管理、採訪、寫作、編輯等方面的工作，同時也介紹了歐美一些主要國家新聞事業的現狀。在理論方面，它只是顯示出某種程度的關注傾向。它很快受到中國新聞界的重視，無論是資產階級改良派還是資產階級革命派，都一再引用書中的一些觀點來闡述自己的辦報思想。梁啟超和徐寶璜在寫作新聞學論著時，都曾摘引過其中的內容。④

　　1913年引進的另一部新聞學著作——美國新聞記者休曼（E.L.Shumon）著的《實用新聞學》（PracticalJournalism：ACompleteManualoftheBestNewspapersMethods），是一本以採訪為主體兼及美國新聞事業發展歷史、報業管理、投稿術、新聞法、廣告等內容的新聞學著作。書中闡釋了報紙的基本功能，闡釋採訪、寫作、評論等業務手段，比如倒金字塔結構。還分兩章專門論述廣告的制作與刊登，可見當時美國報紙與廣告的聯系。書中還介紹了誹謗法、新聞自由等問題。這兩部早期引進的新聞學著作，都是新聞學教材，基本理念是美國的。它們從一開始是把理論性、實務性、管理與歷史放在一個框架裡論述的。盡管有理論尚未完全形成獨立體系的一面，但也說明這些子系統之間一直難以分割。

　　中國歷史上第一本國人寫的新聞學專著，是徐寶璜的《新聞學》，這是在徐寶璜1918年9月於北京大學開設中國最早的新聞學課程《新聞學大意》的基礎上完成的，⑤北大出版部以北大新聞學研究會的名義於1919年12月1日出版。徐寶璜1912年官費留學美國密歇根大學攻讀經濟學期間，輔修了新聞學。⑥這部《新聞學》也一直被當作中國第一部新聞理論著作，但其內容也是歷史、理論、實務、管理不分家的。

　　隨著新聞學的完善與精深化，它被分成了歷史、理論、實務、管理等方面。要構建一個中國特色的新聞學，這些方面都是其中應有的內容。

　　傳承歷史的家國情懷

　　一個成熟完善的學科，從來都不是時空斷裂的，它是一個歷史傳承。中國特色的新聞學已經、應當傳承什麼樣的歷史傳統？通過對中國新聞發展歷史的考察，我們可以總結出：家國情懷、社會擔當，是中國有理想的新聞媒體、新聞工作者所堅守的文化傳統。

　　中國近代以來的辦報實踐中，充分體現出知識分子以報刊論政報國的共同特征。⑦中國近代最早的報人，如王韜、梁啟超、譚嗣同等，認為報紙可以“通上下”“通內外”“通風氣”，改良政治、改造社會。梁啟超提出報紙應該對社會有所裨益，“監督政府”“向導國民”。家國情懷和社會責任是他們從事報刊活動的驅動力。新聞業被近代有志報人看作國家和社會整合的重要工具，起到的主要就是“去塞求通”“耳目喉舌”的作用，但無論如何最終目的都是“有益於國事”，比如梁啟超的《論報館有益於國事》⑧，此后如《大公報》的張季鸞、胡政之、王芸生等文人論政傳統，都滿懷家國情懷。無論是將新聞業的功能定位為社會整合、革命動員還是政府監督的新聞業，也無論辦報主體是維新派士大夫、革命派知識分子還是民營報人，中國近代新聞業的主線都離不開“國家”這一核心概念。在中國的“國家”建構過程中，由於近代中國在外國侵略之下領土的支離破碎和“救亡圖存”的思想，“國家”成為無數人不惜生命追求的目標——人民期待一個強大的國家和政府能夠領導全國人民實現“主權獨立，國強民富”。⑨1902年，梁啟超首提“中華民族”這一概念，⑩完成了從“自在的民族”到“自覺的民族”的轉變，正所謂“民族成立之唯一的要素，在‘民族意識’之發現與確立”。可以說，中國“通過建設國家來構建民族”的獨特歷史過程，使得“國家”及其所附帶的“主權”“獨立”等要素，構成了近代以來中國新聞業的核心觀念。

　　中國特色新聞學是在中國新聞業傳統基礎上，經過共產黨的新聞實踐，並借鑒蘇聯傳統，經過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鄧小平以及當代幾代領導人的發展而逐漸形成的。它不是斷裂於歷史傳統之外的，而是對歷史的繼承、發展、創新的成果。

　　植根於新聞實踐

　　作為應用性學科，新聞學是時刻與實踐保持著緊密的聯系的。新聞實踐中提出的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新聞探索的“三貼近”“走轉改”等新型模式，都是從現有的新聞實踐出發提煉總結出來的。有研究表明：中國主流媒體的記者在新聞實踐中，繼承文人家國情懷，站在社會責任的立場上，在工作中思考新聞獨立的問題、探索輿論監督的尺度，堅持蹲點調查的深入採訪、獲得各種新鮮真實的素材，通過公開報道或者內參制度，進行信息發布﹔他們響應號召，做好典型報道，也在新時期對其進行反思和修正，形成了中國新聞人實踐的特色。

　　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柳斌杰院長提出：在黨的領導下，我國的新聞實踐豐富多彩，創造和積累了不少經驗。諸如政治家辦報、堅持正確輿論導向、堅持正面宣傳為主、堅持為人民服務、堅持深入基層、堅持新聞的真實性，等等。如今在新媒體條件下，新聞傳播實踐需要大力改革和發展，新的實踐不只是技術問題，而是思維方式、思想觀念、專業技能、管理能力、引導水平的轉變、創造和發展。這些是中國特色新聞學實務所要著力探索、拓展和創新的方面。

　　立足於當代中國

　　中國特色新聞學是有時間與空間維度的，它是當代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發展到一定階段開始形成的。新聞學盡管誕生於西方、最初引進於國際，但是經過歷史的演進和共產黨新聞業的實踐，經過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它已經有了獨特的、中國的宗旨、思想、手段、功能等等。

　　以新聞與“宣傳”的關系為例，在中國的新聞實踐中，中國已經探索了一套協調和統一的手段與理念。“宣傳”是中國社會主義新聞事業的目的，而“尊重新聞傳播規律”是社會主義新聞事業獲得成功的路徑和方法。當代老一代新聞工作者在新聞職業的價值追求上，既有專業普遍性——真實、全面地搜集信息，及時准確地報道，更有作為共產黨新聞工作者的特性——准確及時地宣傳黨的方針政策，做黨和人民之間的橋梁。他們把個人和黨組織、國家、民族的命運緊密聯系在一起，在一些關於新聞與國家、新聞與政權、輿論監督等方面的思考深度上，從以黨的利益為核心轉到以國家利益為中心。新一代記者（1949年后、“文革”前參加新聞工作的，多集中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生人）則通過其新聞實踐更多體現了社會責任感，他們對新聞工作的價值追求更多體現在新聞對社會當下的影響上。

　　中國特色新聞學站在當代中國重要的歷史節點上，以新聞事業擔當國家富強、民族復興的社會重任，服從黨的領導，服務國家、服務人民，它是當代的，是中國的。

　　注釋：

　　①戈公振：《中國報學史》，三聯書店出版社，1955年版，第260頁

　　②③寧樹藩：《鬆本君平與新聞學》，載余家宏等編注：《新聞文存》，中國新聞出版社，1987年版

　　④陳昌鳳：《中美新聞教育傳承與流變》，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7年版，第2章

　　⑤余家宏：《徐寶璜與〈新聞學〉》，載余家宏等編注：《新聞文存》，中國新聞出版社，1987版

　　⑥鄒平友：《新聞學鼻祖徐寶璜》，第36頁。書中提及1917年起徐寶璜在北大文科各系主講新聞學課程，不確。徐寶璜是1918年9月起在政治系開設“新聞學大意”一課的。

　　⑦胡太春：《中國近代新聞思想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⑧梁啟超：《論報館有益於國事》，《中國新聞史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⑨項飚：《普通人的“國家”理論》，《開放時代》，2010年第10期

　　⑩梁啟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七，中華書局，1989年版

　　王潤澤：《在服從宣傳需要與尊重新聞規律之間——中國當代記者心態史研究》，《國際新聞界》，201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