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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危机事件传播与主流媒体责任

袁 媛

2020年04月13日13:56    来源:中国报业

  摘要:2020年年初,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暴发,公共危机事件再次进入大家的视野。在此次疫情期间,谣言传播现象时有发生,对社会舆论安全造成影响。本文通过梳理公共危机传播的概念和社会学的相关理论,分析本次疫情期间谣言产生的心理原因和媒介因素,并对谣言传播现象进行解析,总结经验教训,提出危机期间主流媒体要承担信息核实、即时反馈和舆论引导的社会责任。

  公共危机传播与谣言

  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暴发以来,公共危机事件再次进入大家的视野。赵志立在《危机传播概论》中指出,危机是一种能够给社会的安定与和谐带来巨大威胁而具有不确定性、且必须在短时间内对其做出关键决策的突发性事件。史安斌将危机传播定义为:“在危机前后及其发生过程中,在政府部门、组织、媒体、公众之内和彼此之间的信息交流过程。”在本次疫情危机出现之后,谣言时有发生,让社会舆论安全面临严峻挑战。

  谣言起初被Allport和Postman定义为“缺少具体资料证实真实性与准确性的讯息”,聚焦于尚未得到证实或证伪的内容特点。Kapferer提出,谣言的特征在于来源的非官方性,而非内容的未证实性,指出谣言是“在社会中出现并得到广泛传播的未经官方证实或证伪的讯息”。总的来说,谣言具有内容未证实、传播广泛的特点。在自媒体时代,人人都可以成为信息的发布者、传播者,传播门槛的降低,催生了大批自媒体人。自媒体运营者追求信息的时效性,他们中大多数人对医疗、科研等专业性较高的领域缺乏专业了解。此外,与传统主流媒体、尤其是官方媒体相比,自媒体运营者接触到上述领域专业人士的难度较大,获知的信息和事件进展信源并非一手,因此无法保证发布信息的真实性。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期间谣言出现的原因

  1.舆论热度与群体恐慌心理

  本次大范围传播的肺炎疫情,是影响受众心理状态与行为模式的刺激性事件,让受众产生了恐慌反应。这种刺激主要体现在舆论声量和热度上。据笔者统计,2020年1月19日0时至2020年2月19日0时,微博、微信等舆论平台共计10520975条文本信息,将文本中情绪化词语占比较高的敏感信息进行筛选发现,敏感信息为3613465条,占比34.35%,总量和占比在跨度为一个月的舆论事件中是非常罕见的,其重要原因就是网民的恐慌心理。

  个人或者群体在事件刺激下产生的有关生理、行为、情绪、认知上的焦虑和害怕反应,在心理学上称为“恐慌”。恐慌情绪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不仅会在个体层面产生危害,还会造成群体性恐慌,加快恐慌的扩散和蔓延。在对相关领域的知识没有充足了解的情况下,这种恐慌情绪会不断扩大影响范围。因此,网民很容易相信一些与疫情发展有关的谣言,即使是被辟谣的虚假信息,只要再次出现,仍然会被网民接受。

  2.自媒体的喧嚣与主流媒体的滞后

  目前,社交媒体已经成为民众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传统主流媒体在媒介融合的大趋势下,进入社交媒体领域,开通并运营新媒体平台。事实上,就传播渠道而言,不同于传统媒体信息单向传递的特点,社交媒体的信息传播具有双向流通、互动性强的特性,主体也由单纯的“读者”转化为自主接收与发布信息的“用户”。社交媒体平台打破了传统媒体条块管理的传统模式,以往由不同机构分管的主流媒体进入同一个社交平台,力争形成传播矩阵。然而,部分传统媒体机构对媒介融合理解不充分,缺乏产品思维与用户思维,仍遵循“自说自话”的传统观念,导致传统媒体“渠道失灵”的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在这种环境下,用户群体的视听流动性增强,传统媒体原有的固定受众群逐渐消失。因此,当面对“飞机将在全市上空喷洒消毒液”的谣言时,地方主流媒体由于失去部分受众,辟谣效果有限,传播范围较小。为此,主流媒体需要进一步变革,更好地适应社交媒体信息传播的新特点,改变媒体各自为政、无法形成合力的状况。

  疫情期间谣言传播的原因

  根据晕轮效应(haloeffect),由于谣言所承载的信息本身具有一定的迷惑性与未知性,并且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用户往往掌握的信息较少,因此当信息来源能够给予用户较高的可信度时,个体倾向于忽视对信息内容本身的判断,并且产生主观推断的泛化和扩张,从而在缺少逻辑判断与信息证实的情况下,仅仅凭借对信源的信任而相信谣言内容为真。信源可信度主要由三个维度构成:可印证性,即信源的现实身份、专业性、权威性等是否可以得到确认;交流稳定性,即信源的ID(网名)、信息发布行为、交流频率及其他行为是否具有较好的稳定性;关系亲密度,即信源与信息接收者关系的亲密程度或心理距离。

  除了信息源作用于信息接收者,信息本身对接收者的风险感知变化同样起到重要的影响作用。彭晓哲等人的研究证实,风险感知对信息传播行为的正向预测作用,对个体情绪具有高唤醒度的信息,更容易使接收者相信信息的真实性,更容易促进信息的传播。根据信息通道的竞争模型,风险感知水平越高的谣言,给予个体的信息量越多,越能促进信息的传播;同时,风险感知水平较高的信息,其具有的信息强度又强化了传播的影响作用。

  危机中主流媒体的责任

  1.充分核实充分表达:深思熟虑的责任

  危机事件由于突发性强、关联性广、公共性高等特点,在报道过程中新闻媒体应当严肃认真、思考周密。新闻媒体的一丝大意,就可能影响到媒介公信力与权威性,就可能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此外,报道还应注意议题的严肃性与人文关怀。如此次疫情传播中,围绕央视对于火神山、雷神山医院的“云监工”,延伸出大量粉丝文化的内容,通过“助力榜”等功能,鼓励观众为现场的各类施工车“加油”。在“挖掘机天团”背后,包含着人们对夜以继日施工人员的感激以及对疫情的关心,其中的人文关怀和社会思考也在传统媒体、新媒体和社交网络组成的“天团”中保留了下来。因此,面对突发公共危机事件,在时间紧、压力大、非常态的环境下,新闻媒体必须时刻以大局为重,重视社会价值和大局意识,准确高效地对危机事件进行报道。

  2.及时准确反馈信息:遏制谣言的责任

  危机事件,特别是重大突发社会公共危机事件,其影响范围及群体往往具有广泛性,因此,民众对危机事件的实际状况和进展有强烈的信息需求,这就要求新闻媒体及时报道危机事件的准确情况,第一时间满足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危机事件爆发初期,公众由于缺乏确切的信息,整个社会会弥漫一种恐惧茫然的情绪。如果此时新闻媒体对于危机事件报道不及时,公众可能会转而采信社会上流传的各种谣言,导致谣言的滋生。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报道中,各类媒体纷纷意识到信息传播的重要性,通过微信等平台对疫情相关信息进行全天候的实时发送,充分运用新媒体,发挥媒体矩阵的作用,实现信息报道即时公开。

  3.客观性和立场性结合:引导舆论的责任

  危机事件由于具有强烈的破坏性和广泛的公共性,在危机事件爆发伊始,社会公众由于对危机事件有天生的恐惧心理,往往自发地对事件的原因和影响进行主观臆断和盲目传播。若缺少相应的引导,不实言论将导致群体恐慌,甚至会引发群体极化现象。危机传播中需要主流媒体发出声音,在坚持客观报道的基础上,倾听受众声音并与受众互动,掌握社会舆论的主动权和引导权,致力于引导和形成积极向上的社会舆论氛围。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

(责编:戴靖、燕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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