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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中国报协成立30周年征文】
中国报业协会诞生亲历记

王强华

2018年02月01日15:18    来源:中国报协网

中国报业协会会徽

王强华

  起步于40年前的改革开放,对中国报业的成长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不仅使报业的“硬件”——固定资产、生产规模、技术设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旧貌换新颜”,而且对报业的“软件”——办报理念也革故鼎新。

  在改革开放40年中间,中国报业发生了许许多多可圈可点、可歌可颂的新事、喜事。1988年中国报业协会的创立和发展,无疑是具有全局意义的大事,对推进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报业,发挥了并将继续发挥其他机构不可代替的重大影响。

  去年,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报业协会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立足新时代、着眼新目标、把握新要求、力求新作为,努力开创新时代中国报协工作新局面。

  由于工作关系,我有幸参与了中国报业协会(以下简称中国报协)的筹建。这里,我愿就此简要叙说,奉献报界同仁,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同时也纪念报协成立30周年。

  新中国报业脱胎于革命战争年代的部队报社和老解放区报社,当时的报社(特别是主流报社)只管宣传,不管经营。建国以后,这种状况传承下来,加上长期以来以“阶级斗争为纲”左的思想指导,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报业与其他国家机关、国有事业单位一样,吃国家的“大锅饭”,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经营管理。就拿上世纪50年代初期我所在的光明日报来说,没有广告部门和广告工作人员,因为报纸基本上不登广告;没有专门的发行部门和发行工作人员,因为发行由国家邮政部门归口负责;印刷厂只印一张本报,编辑(记者)只编一张本报。员工的工资、补贴列入国家计划,亏空由国家财政全额补助,纸张等生产资料也由国家统一调拨、计划供应。

  这种体制、机制一直持续到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1978年邓小平亲自领导和支持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像一声春雷,唤醒了人们从“两个凡是”的思想桎梏中解放出来。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前进步伐,中国报人在热情宣传改革开放的同时,也在思考报业自身的改革。

  改革的突破口在哪里?作为从事精神产品生产的报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改革的突破除了着力提高舆论的引导水平,增强新闻的吸引力、说服力、感染力以外,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要打破“大锅饭”,改变靠国家财政补贴过日子的现状,以增强报业的活力,进一步解放报业生产力。为此就必须重视报社的经营管理,提高经营管理在报社中的地位,做到新闻宣传和经营

  管理“两个轮子一起转”,加快现代报业的建设。

  正是在这个历史背景下,几乎与全国其他行业改革开放同步,中国报业、中国报人特别是从事行政、经营管理工作的有识之士,不断呼吁重视经营管理工作,解放思想,改变“重宣传、轻经营”的现状。考虑到报纸行业的经营有许多共性(如发行、纸张、印刷等),与其他行业又有诸多利益问题,他们迫切希望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报业经营的社团,以代表和维护报业的整体权益。但是,由于主、客观条件的制约,包括缺少一家对全国报业进行宏观调控和管理的国家机关来组织、推动,报界这个愿望始终未能实现。

  1987年1月22日,国务院决定成立国家新闻出版署,对推进中国报协的筹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根据国务院规定,新闻出版署负责全国新闻、出版事业的管理工作,其主要职责有七项,除了第一项“起草关于新闻、出版的法律、法令和规章制度,经审定颁发后组织实施”以外,第四项是“制定并组织实施新闻、出版事业发展规划”,包括对全国报业经营进行调控和宏观管理(参见1987年1月22日《人民日报》)。

  我于1987年3月从光明日报调往国家新闻出版署任职,分管报刊管理工作。结合我在光明日报30多年工作的切身体验,特别是在我与许多报社老同志尤其是长期从事行政和经营管理工作的老同志的交往中,听到了他们言之有理的强烈反映,认识到筹建一个全国性的报业经营管理社团非常必要,刻不容缓。在新闻出版署党组的大力支持和指导下,我投入了筹建报业经营管理协会的行列之中。

  新闻出版署成立后,第一项中心工作就是对全国报刊进行整顿,对当时被认为过多、过滥的特别是非法成立的报刊进行压缩。在这种情况下,筹建报协显然不合时宜。但整顿报刊对繁荣发展合法报刊发挥了扫清障碍的作用,实际上为筹建报协创造了必要条件。整顿报刊工作结束后,中央提出了繁荣报业的任务,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抓住这样的有利时机筹建报协。

  记得1987年金秋时节,我应邀到上海,参加了华东六省一市的党委机关报和上海文汇报、新民晚报经理座谈会。这样的座谈会,每年举行一次,由上述9家报社轮流主办,交流各报一年来经营管理的情况、经验,研讨经营管理工作中的问题和对策。那一次座谈会轮到新民晚报做东。这是我第一次以政府官员身份参加的报社负责人专门就报业经营管理问题进行研讨的座谈会,印象特别深刻。在会上,经理们畅所欲言,谈了很多重要的意见,几乎每一位发言者都谈到了筹建中国报协的问题。许多同志都寄希望于中央有关主管机关能够“牵头”筹建报协组织。

  在会议的最后一天,受到与会代表的鼓舞,我也谈了我的意见,并在会上表了态。头一天晚上,我准备的发言稿上是这么写的:同志们提出要求尽快筹建全国性的报业经营管理社团的意见,都很正确,我们完全支持。作为国家新闻出版主管机关,新闻出版署有责任做这件事,我个人想,如果从现在起一年之内,社团成立不起来,我就“引咎辞职”。后来经过反复思考,“退”了一步,把“引咎辞职”改为“无颜见江东父老”,并照此在会上发了言。之所以这么修改,主要考虑到“辞职”问题比较复杂,不仅有个人意愿,而且有组织决定,万一一年内建立不了,我又没有辞职,岂不失信于报界同仁?而“无颜见江东父老”就比较灵活了,我是南京人,与会的是华东地区的党报经理,“无颜见江东父老”的比喻比较妥切。但不管怎么说,反正是立下了“军令状”,表示了我的决心。

  开完华东地区主要党报经理会议以后,我向署党组作了汇报,得到了党组的全力支持,要我放手做这件事。

  当时虽然全国和北京没有关于报业经营管理的社团,但北京有一个由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经济日报、工人日报和中国青年报的秘书长组成的联席会议,每隔一两个月就举行一次,由各报轮流主持。这个联席会议着重讨论这六家报纸共同面临和关心的报业经营管理方面的重大问题,这些问题实际上都是全国报业面临和关心的问题。

  “六报”秘书长联席会议是怎么建立的,我不清楚,但它确实是一种好形式,是市场经济催生出来的新生事物,它可以说是中国报协的雏型,能够成为筹建报协的基础。我把这样的看法分别与“六报”秘书长交谈,大家意见一致,决定以这个联席会议的六家报社为发起单位,组建中国报业协会(当时称中国报纸行业经营管理协会)。

  后来考虑到中国的新闻事业历来是以《人民日报》和新华社为代表,“六报”联席会议只有报纸,没有新华社,而新华社主办的《参考消息》发行量全国第一,影响力也很大。为了体现报业的大团结,又分别与“六报”和新华社酝酿协商,发起单位增加了新华社。当时我们想把中国报业协会办成一个真正的在党领导下的群众性组织,不要国家行政编制,不要国家划拨经费(包括“开办费”),不要国家提供办公场所。由“六报”和新华社出人、出钱、出物并负责筹办工作,报协的负责人由“六报一社”和其他中央及地方主要报社推荐候选人,经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党和政府主管机关现职领导人不担任报协领导。我们的这些想法得到了上级批准,也深受报界的欢迎。

  1988年3月春暖花开的季节,中国报业协会按照上述精神顺利诞生了,揭开了中国报业史上新的一页。

  二

  也许有的同志会问,新闻包括报纸、通讯社、广播、电视(现在还有互联网),为什么已经有了一个新闻工作者协会,还要创立报业协会?为什么通讯社、广播、电视系统不单独成立“经营管理”协会,而报纸行业有了新闻工作者协会,还要筹建一个报业协会?这不是交叉重复吗?

  其实只要真正了解和认识中国新闻业的实际状况,这些问题就不难回答。

  首先,中国报协诞生于1988年,归根到底是源于1978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它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并与改革开放同步发展。中国的改革开放起步于1978年,开始主要是经济体制改革,即把多年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项改革虽然主要体现在经济领域,但不可避免地、或迟或早地要波及到政治、文化、社会领域。事实果然如此,经济体制改革使市场经济成为基础性的资源配置手段,它不但直接影响到企业经济的发展,而且也对中国的报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个影响突出表现在报界经营管理人员日益意识到,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深入和发展,在肯定报纸的意识形态属性的同时,应该肯定报纸的商品属性(那时说报纸是“特殊的商品”,即使如此,它毕竟也是“商品”),承认报业作为一个独立的产业,有它自己的经营规律和共同利益,为了代表和维护产业利益,一定要建立行业协会,即中国报业协会。这是历史的必然。

  其次,报协的成立是中国新闻事业管理体制的客观需求。中国新闻事业历来受党和政府的领导和管理。党管新闻这是毫无疑问的,党管新闻主要管舆论导向、宣传内容,管干部配备。但过去对报社的经营不怎么管,那个时候报社基本上没有什么经营。后来经营这一块由国务院有关部门管。记得我参加过国务院领导同志召开的一次讨论报业经营(包括报纸成本、定价和纸张供应、报纸发行等)的会议,领导同志说报纸的导向归中宣部管,报社的人(指编制)、财、物归国务院管(大意)。这样的分工符合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后,报业的经营多起来了,而党的宣传部门及其领导下的新闻工作者协会(记协)历来又不管报业的经营管理,这就需要有一个专门的经营管理协会,反映报业利益,研讨经营管理问题,协调报业与其他相关产业(如造纸业、印刷业、发行业、广告业等)的关系。

  第三,反映了那个时期中国新闻事业的实际情况和特殊性。中国的新闻事业长期以来是三大板块:一块是报纸、一块是广播(后来又有电视)、一块是通讯社。解放初期国家有一个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这个总署既管报纸、广播、通讯社的宣传报道,又管报社新闻纸的分配等经营问题。后来总署撤销了,

  中宣部职能加强,统管“三大块”,主要管新闻宣传、舆论导向(当然也管干部),但经营则基本不管。而这“三大块”又各不相同,通讯社作为国家通讯社,由国务院直属的新华通讯总社统一管理,既管新闻宣传,又管经营和事业发展规模。广播电台也是由国家广播事业局统管宣传和经营。唯独报纸(报社)这一块,中央和地方一两千家,各有各的主管、主办单位,宣传可以由中宣部统一管理,但经营和事业发展规模则分别由报社和它的主管、主办单位自己管理。

  1987年国家建立新闻出版署,它的职责中有一项就是负责制定并组织实施包括报纸在内的全国新闻事业发展规划,对报业经营进行宏观管理。这个规划实际上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对报业发展规模、结构比例进行调整,使它更加合理;另一部分是对报业经营和发展的内、外环境进行优化,增强报业的经济实力和活力。

  而新闻出版署又如何实施对报业经营的宏观管理呢?管报业的事业发展吧,它没有钱,也没有那么大的权力。上千家报社各有各的主管、主办单位,它们的发展由其主管、主办单位负责,但各个报社又有诸多共同利益。举个例子来说,新闻纸占报纸成本的七成,过去不到十家的大造纸厂垄断了中国报业的纸张市场。它们有一个“民间机构”定期开会研究价格,然后与一家一家报社分别谈判签订合同,实行“各个击破”,以维持并不断提升定价。新闻出版署虽然想维护报业的利益,但它不能也不便以国家机关身份与“民间”造纸协会商谈,这就非常需要有一个报业协会与之“抗衡”,建立纸、报双方既竞争又合作的市场关系。类似纸、报关系的事例在报业与发行业、印刷业之间还有。因此,新闻出版署成立以后,实际上就主导了报协的筹建工作,并在不长的时间内建立了报协。

  第四,反映了改革开放初期报业和各家报社发展的内部需求。过去传统观念是“重宣传、轻经营”,反映在抓工作上是“一手(宣传)硬、一手(经营)软”;报社领导班子经常忙于研究新闻报道,经营方面的重大问题则很少提到议事日程;反映在干部配备上往往把最强的干部放在采编部门,不那么强或采编工作搞不了的则打发到经营部门。这种状况随着市场经济深入发展虽然已有改变,但在不少报社特别是大的报社依然存在。这种情况使得报社从事经营行

  政管理工作同志中的有识之士(如人民日报秘书长郭渭、山东大众日报经理部经理任玲华等中央和地方报社的一批老同志)深表忧虑,他们多方呼吁尽快成立专门研究报业经营管理的协会,并为此做了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现在,全国和绝大部分省、市、自治区报协都已经相继成立,这些老同志功不可没。今天在我们纪念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报协成立30周年的时候,我们决不应该忘记这些开创现代报业经营的先驱者。

  回顾中国报协成立30周年的风雨历程,我有以下三点体验和感慨。

  (一)作为改革开放时期的新生事物,报协的成立是中国报业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产物。报协的成长与改革开放的市场经济深化同步。对报协的态度,说到底也是对改革的态度。目前报业改革正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深入展开,报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将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二)与当年其他大的新闻、出版业社会团体不同,报协从筹建直到今天没有花国家一分钱,没有占用一个国家机关编制,没有一名主管单位现职领导担任负责人。报协成立以后,作为党和政府管理部门与广大报社的桥梁和纽带,在维护报业合法权益、繁荣报业经济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这一体制的工作模式是一种新的试验,方向是正确的,也符合市场经济的运作规律和中央文件的精神。但也可能带来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比如如何发挥自身优势,做到自主创收、我发展、完善自我管理等。这些都需要有关主管部门和报协重视并认真总结,使报协能够更加健康地成长。

  (三)邓小平在“文革”后复出时说过,谁叫我们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出来工作,是做事,不是做“官”(大意)。报协是一个党领导下的“民间”组织,它的宗旨是服务报业,工作方针是“大团结、办实事”(后来中间又加了“议大事”),活动空间很大,可做事情很多。因此,来到报协工作的同志要有一种献身精神,要挑选那些真正“愿干事、会干事、能干成事”的优秀人才。我相信报协的工作一定会做得更好,取得更大的成绩。(作者:王强华 原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中国报业协会原副主席、常务书记)

  来源:中国报业协会成立30周年征文

(责编:李秀梅、胡线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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