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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中国报协成立30周年】中国报业四十年的改革发展之路(上)

2018年05月03日10:15    来源:中国报协网

  编者按

  本文选自《中国报业40年》一书,由于篇幅较长,我们将分两次刊登。

 中国报业四十年的改革发展之路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报业的发展改革始终与中国的改革开放相伴而行,报业发展也是波澜壮阔的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报纸是改革开放的倡导者,也是改革开放的践行者,1978年《光明日报》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吹响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号角;同时,中国报业在推进改革开放的同时也在进行自身的改革。现实中,报业的发展改革不仅受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动因的影响,也同时反过来影响或改变中国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大环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报业随政治、经济、社会的变革而锐意进取、改革创新,大力推进理论创新、体制创新、机制创新、内容创新、形式创新、业态创新,在舆论引导、新闻报道、经营拓展、产业发展、媒体融合等方面取得较大业绩,在坚守国家舆论阵地、占领信息传播制高点上积极作为、有效作为,已成为国家舆论大格局中的重要力量。

  近年来,面对舆论格局的复杂多变、信息渠道的多元丰富、产业格局的重组提升,党的十九大对于新闻事业提出的新要求,中国报业在面临重重困境的基础上也面临新的发展机遇。一方面,报业通过在新媒体的渠道拓展而使影响力、传播力、引导力大大增强;另一方面,报业多元化与产业投融资等举措有效提升运营实力;加上各级各地党委政府对报业扶持手段的不断跟进,党的十八大以来一系列利好报业的政策出台,报业拥有继续向上突破的空间与条件。

  第一个十年:

  解放思想,迎来春天(1978—1988)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后,报业从多年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但仍未摆脱“左”倾思想的束缚。1978年3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标准只有一个》,5月11日《光明日报》刊载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掀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新闻界重新认识到,新闻工作有其自身规律性,新闻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新闻工作必须遵循新闻规律。尊重事实,实事求是,重新成为新闻报道的准则。报业在新闻业务、经营管理等方面开始改革。

  破冰之时并不如常人所想那般惊天动地,而往往在悄无声息中发生。对于报业改革而言,1978年1月1日《人民日报》刊登《新彩色故事片——〈熊迹〉〈青春〉》的介绍,以及1月4日刊登中国话剧团演出话剧《转折》的演出信息,这应是报业“融冰”的第一滴小水珠。以往的《人民日报》上一般都不会刊登此类文艺信息,这也正是报纸逐渐恢复其本来信息功能的一个开端。

  (一)报业经济属性的重新确立

  当时发生的很多事情都对报业这四十年来的改革发展产生巨大影响。由于当时纸张价格飞涨,报纸生产成本高昂,当时人们对于信息产品的渴求很高,报业拥有可实现赢利的空间和能力,为了掌握报业运营的自主权,1978年底,《人民日报》联合8家媒体给财政部打了一份报告,要求新闻单位试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经营方针,希望通过适度的自主经营获得一些经济收入,来弥补政府财政补贴不足。报告的节点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落幕,大会上国家领导人改革的呼声高涨,但会后具体举措如何,形势并不太明朗。当时财政部有点犹豫,但是,考虑到当时全国有186份报纸,财政收入难以养活这么多的报纸,如果能让这些报纸不需要财政补贴,那是一件有利的事情。一方面,报纸需要自主权,另一方面,财政想要“甩包袱”。两者的需求殊途同归,这份报告就这样被批准了。

  通过这份报告,报业有了自主经营,通过经营获得收入的空间。恢复广告经营也是必然迈出的一步。1979年1月4日,《天津日报》刊登了我国改革开放后第一则商业广告——“蓝天”牙膏广告,率先恢复了报纸的商品广告。《天津日报》成为中国第一家恢复广告业务的报刊。实际上,《天津日报》的这条“蓝天牙膏”的广告的主题是“天津牙膏主要产品介绍”,这样的广告有些遮遮掩掩,这其实和1978年出现在《人民日报》上的图书、电影、话剧演出资讯介绍有些类似,只不过这次介绍的是牙膏。

  1979年1月14日,《文汇报》发表《为广告正名》,文章中谈到要恢复报纸广告并列举了广告的种种好处。1月28日,上海《解放日报》在第二版和第三版的下端刊登了两条通栏广告。每条收费700元左右。3月12日,《人民日报》上刊登了一篇《上海恢复商品广告业务》的新闻。

  而到了1979年4月,财政部又颁发了《关于报社试行企业基金的管理办法》,再次明确报社是党的宣传事业单位,但在财务管理上实行企业管理的办法,从而使报业经营改革成为可能。5月14日,中宣部发文肯定了媒介恢复广告的做法,报业经营广告获得合法性政策支持。11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了《关于报刊、广播、电视台刊登和播放外国商品广告的通知》,提出:“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更好地开展外商广告业务。”同样是11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又发布了《1979年中宣部21号文件》:“所有出版社、杂志社都要提高书刊质量,加强经营管理,除个别情况外,都要实行经济核算,切实做到自负盈亏,不得由国家补贴。如果长期亏损,办不下去,就应该停办。”这实际上已经明确了今后相当长时期的媒体经营体制。

  广告为报业发展带来强劲动力。《解放日报》自1979年恢复刊登广告后,至1989年,共为报社积累资金4950多万元。恢复的第一年广告收入20多万元,1988年广告收入达1800多万元,也为千家万户传递了大量信息,扩大了报纸的影响。1988年3月,原国家新闻出版署和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联合发布《关于报社、期刊社开展有偿服务和经营活动的暂行办法》,明确规定:报社可以开展国家政策允许的、与本身业务有关的有偿服务和经营活动。各级党报开展多种经营,努力增加报社的经济收益。

  为更好地为读者服务,提高报纸送达效率,一些报社还在邮发之外,积极探索自办发行。1985年1月,地市级党报《洛阳日报》正式告别邮局发行,采用自办发行。自办发行之初,报纸发行量有所下降,但自办发行优势逐渐体现出来,发行量回升很快,到5月份就超过了1984年的邮局发行水平。据统计,《洛阳日报》邮局发行时最高发行量为6万份,改为自办发行后当年发行量上升到8万份,1986年超过10万份。1988年,省级党报《天津日报》实施自办发行,在全国引起连锁反应,各地党报转向自办发行,或采用邮发与自办发行相结合的办法。自办发行对于报纸的意义在于,它使报纸掌控了自己的生命线——时效性,早报开始在中国流行开来。包括后期的都市报都采用了自办发行的方式,迈开了变革创新的步伐,并改变了人们的读报习惯。

  在报业广告支撑下,报纸又开始增容扩版,增加报纸信息量,增强市场竞争力。随着新闻产品市场竞争日趋激烈,报业市场份额被一次次重新分配,新闻的商品属性越来越引起人们关注。

  为与报业经营现状相匹配,报业开始按照企业化管理要求,各级党报对原有的经营管理和人事制度进行重大改革。1983年初,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对《陕西日报》实行经济责任制,国家每年给报社纸张差价补贴80万元,超亏不补,减亏全留。报社内部实行经济责任承包,经济指标逐级分解。如报社印刷厂承包上缴利润的额度,编辑、行政部门承包费用支出的额度。经济责任制实施当年,《陕西日报》经济收益比上年增加17%,减亏50多万元;1984年比1983年又增加23.3%,实现扭亏为盈。人事制度改革同时展开。1984年,《人民日报》实行采编工作责任制,明确了从社长、总编辑到编辑、记者各自的岗位责任。

  (二)报纸信息功能的回归

  1979年3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了全国新闻工作座谈会,对新闻学最基本的问题展开讨论,强调按新闻规律办事。这次会议也被看作中国新闻内容改革的起点之一。

  报纸开始逐步恢复传统,重新认识新闻事业的性质,摒弃“报纸是阶级斗争工具”的提法,重新肯定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是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是党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文风开始改观,杜绝“假、大、空”,提倡“短、实、新”,注重新闻的真实性和时效性;重新认识“新闻价值”,把满足读者和社会的需要作为选择新闻的标准之一。

  《人民日报》1978年3月就取消了每天在报眼位置的语录专栏,这是沿袭了十几年的版式安排。1980年又恢复了《读者来信》专栏。1982年,《天津日报》率先提出新闻改革要“抓活鱼”,提倡新闻的“新、短、快”。

  这一时期最重要的变化是新闻观念的改革,承认报纸是大众传播机构的一部分,新闻是一门学科,具有自身的传播规律。信息观念、服务观念和效益观念越来越深入地影响着报纸改革。

  1979年8月12日,上海《解放日报》头版刊登了一条短消息《上海一辆26路无轨电车翻车26个乘客受伤》,突破了灾难性新闻不能上党报的禁区,成为“文革”之后社会新闻复出的标志。此后,社会新闻开始堂而皇之地登上报纸。

  学术界和业界在这一时期的改革探索更多是恢复实事求是精神和优良的新闻传统。“新闻规律究竟有多少条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个观念:新闻传播也是一门科学,不能随心所欲,更不能胡作非为。这才是此期间的全新观念。”

  在1978—1982年拨乱反正的基础上,“信息”这一概念引入新闻界。《人民日报》1984年4月23日二版《我国城乡信息网络在形成》这条消息的导语中指出:“我国开始兴起信息热。”“信息热”的出现是因为对外开放和经济体制的改革使得人们相互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社会对信息的有效需求越来越高。而当时我国传媒业仍以单一的宣传功能为主,无法满足社会对信息的巨大需求。“信息热”的出现在学术界掀起了关于报纸“新闻与宣传关系”的大讨论,最终学界和业界在讨论中取得共识:不同媒体虽然具有不同的功能,但就整体而言,新闻媒体是以向社会传播信息作为其生存依据的,传播信息是新闻媒体的第一功能。

  这是新闻界真正的一次思想大解放,促进了我国传媒功能由单一走向多样化。

  新闻成为报纸版面上的主角,改变了过去报纸的主要内容都围绕宣传的模式。

  新闻当中,经济新闻成为主角。这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市场动向、供需变化的信息。为了增加报纸的信息量,报纸通常采用两种方法:一是提倡写“短新闻”,当时许多报社都立规定“没有特殊情况,一版要闻不少于20条,二版本地新闻不少于25条,各地报纸还经常开展短新闻大赛”;二是扩版,20世纪80年代中期,报纸开始改革开放后的第一轮扩版。1986年,《新民晚报》从6个版扩大为8个版,《广州日报》在1987年扩为8个版,这一浪潮不久又席卷了地市一级报纸,到1991年越来越多的报纸扩大为8个版。

  新闻报道方式日益丰富。客观性报道重新得到肯定和提倡。信息传播要求传播者价值中立,尽可能及时、准确、不偏不倚。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前瞻性报道、解释性报道、大特写盛极一时。前瞻性报道是对即将发生的重大新闻的预测;解释性报道强调发掘“新闻背后的新闻”,把握各个事件的内在关联,比如《人民日报》全方位地报道我国改革形势的《中国改革的历史定位》、新华社的《上海在反思中奋起》等。大特写是从多个视角呈现新闻事件的全貌。这些报道形式都是信息传播的自然要求。

  舆论监督是报纸一个很重要的功能,也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报纸获得影响力、实现快速发展的“撒手锏”。

  1981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当前报刊新闻广播宣传方针的决定》等文件,强调要正确、积极地运用报刊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促进“四化”建设和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以来,最早的有一定影响的舆论监督报道是《渤海二号钻井船翻沉事故说明了什么?》,当时《工人日报》首发。1979年11月25日,石油部海洋勘探局“渤海二号”钻井船在渤海湾翻沉,死亡72人。但是有关领导在对事故调查组汇报时说:“要奋斗就要有牺牲,战争年代要付出代价,搞四化也要付出代价,72人死得值得,他们是英雄,要交学费嘛。”后来,以《工人日报》为首的各媒体追踪持续报道,舆论监督的最终结果是国务院分管副总理记大过,石油部部长被撤职。这开创了我国舆论监督的先河,显示了新闻舆论监督力量和价值。

  1987年,中共十三大的会议公告中有这样一段话:“要通过各种新闻和宣传工具,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这是“舆论监督”概念的第一次使用,而在原来,用的是“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概念。此后,更契合实际、更有概括力的“舆论监督”一词成为新闻媒体行使批评职能的概念而被广泛使用。

  1987年,舆论监督在当年5月6日开始发生的大兴安岭森林火灾的报道中发挥重要作用。在这场人们现在依然记忆犹新的森林大火灾中,各媒体对火灾中出现的渎职、官僚主义等现象进行了一系列的报道。以《中国青年报》的《红色的警告》《黑色的咏叹》《绿色的悲哀》三部曲最为著名。

  1988年前后,媒体批评报道或者说舆论监督走向常规化,批评报道增加,各媒体集中批评不正之风,尤其是对“官倒”、以权谋私、贪污腐败等重大案件的披露、曝光,都极大地释放了报纸建构社会生活的能量,提升了报纸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力。

  (三)报业大发展

  报业恢复经济与信息功能后,获得了极大发展。1978年到1988年的十年,是我国报业发展的黄金时期。1985年3月1日,中国新闻学会决定当日为全国报纸普查日,对所有在国内定期出版的报纸进行一次全面普查。调查结果显示:我国1985年3月1日以前创办的报纸有2191家,经批准登记注册的有1776家。1980年至1990年,我国创办报纸1008家,自1980年1月1日到1985年3月1日,平均每两天就有一份新的报纸问世。1986年就新创办报纸89家,停办26家,报纸增加到2342家。其中日报253家,占10.8%,非日报2089家,占89.2%。进入1987年,原国家新闻出版署对全国报纸进行治理整顿,其中的一个举措是重新办理登记。当时登记注册公开发行的报纸有1491种,期发行总数18600万份。此外,还有大量的报纸作为“内刊”进行发行登记。

  报纸发行量也急剧增加。发行量超过百万的报纸比比皆是。1981年,《中国少年报》的最高期发行量为1124万份,创下了当时单期报纸发行量的最高纪录。那一年,很多全国性报纸的期发行量都达到百万份以上,《人民日报》500万份,《解放军报》平均期发行量150万份,最高发行量达到240万份,《光明日报》105万份,《工人日报》182万份,《中国青年报》290万份,《文汇报》155万份,《羊城晚报》105万份。

  一大批报纸复刊。首先复刊的是全国性报纸。1978年10月、11月,《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少年报》等全国性报纸先后复刊。由于当时人们对于信息的渴求心理,这些报纸一复刊,便受到读者的欢迎。1978年10月7日,停刊12年的《中国青年报》复刊,复刊后的《中国青年报》为周六刊,对开4版,除北京外,在全国设有14个代印点,1979年的发行量就突破了200万份,成为当时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中国青年报》的复刊也引来全国青年类报纸的繁荣,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北京青年报》,1981年7月3日,《北京青年报》复刊,两年后,崔恩卿开始主持《北京青年报》,报纸得到了长足发展,较早地走向了市场,变成北京报业市场的“一匹黑马”,并形成“《北京青年报》现象”。

  到1983年底,全国复刊或新创办的青年报共计12种,报纸期发总数500多万份。这些青年报纸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纷纷改成了都市报,参与当地的报业“大战”,当然,这是后话。一个报种开始形成。

  1979年10月1日,国庆30周年,《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安岗一手创办的《市场报》第一天上市,这还仅仅是一份半月刊,在创刊号上,刊登了70条报道商品和市场的新闻,29幅广告,内容与以往的报纸完全不同,既介绍各种商品,也有经营技巧和商品知识,甚至还有批评产品质量的报道,也有征购、招聘、寻人启事等,这些都是人民群众关心关注的服务性信息。《市场报》创刊后,很快在全国引起广泛关注与支持,20世纪80年代是《市场报》发展的高峰,发行量达到100多万份。在《市场报》的成功和人民群众对经济信息的巨大需求下,第一份综合性经济报纸《经济参考报》也在1981年由新华社创刊,隔日刊。1984年9月,邓小平为《经济参考报》题词“开发信息资源,服务四化建设”,1985年,《经济参考报》发行量达到78万份,盈利1000多万元,人均创利11万元。1983年元旦,由《中国财贸报》改版而成的《经济日报》创刊,创办《市场报》的安岗任总编辑,《经济日报》成为中央直属经济类日报,地位特殊而重要,重视信息工作,在全国报纸中第一家成立信息部,还创建经济实体进入信息市场,开展多种经营,带动中国经济类报纸的大发展。1980年到1985年,全国经济类报纸发展到107家,到1986年初,已达112家,占全国报纸总数的6.3%。1987年是经济类报纸调整、改革的一年,经过整顿后,重新登记发行的经济类报纸共有121家。这些经济类报纸中,除了一些由中央各部门和省市经委直接主办的外,也有一部分是地方自筹资金创办的,独立经营,自负盈亏,不要国家资助补贴,慢慢朝着相对独立的经营实体发展。

  除了全国性报纸、青年报、经济类报纸,还有一类报纸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发展,那就是晚报,1980年2月起,在“文革”中停刊的《北京晚报》《羊城晚报》等著名的晚报率先复刊,不久就形成了晚报热。

  从一开始,晚报的定位就是“党报的补充”,晚报不需要承担党报的那些宣传类任务,而且晚报的发行时间是下午或傍晚,主要是提供人们晚上的消遣阅读,总的风格就是“短、广、软”。由中国晚报协会主编的《中国晚报学》对晚报进行了比较准确的定义:晚报是下午出版,给人们晚上看的综合性城市报纸。但这个定义现在早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实践根基,大部分的晚报早就“晚报早出”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最初十余年间国内曾经创办过10多家晚报。1958年,晚报就有“4朵金花”,分别是《北京晚报》、上海的《新民晚报》、广州的《羊城晚报》和天津的《今晚报》。1962年前后,沈阳、郑州、合肥、西安、南昌、武汉等省会城市的市级报纸都改成晚报;“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全国共有晚报18家,期总发行量接近200万份;但是,1966年,《北京晚报》被迫停刊,刊登了邓拓的《燕山夜话》而被打成“反党”报纸是其主要原因,此后,受“文革”等各种因素影响,全国的晚报都被迫停刊或休刊。

  1978年后,最早复刊的晚报是《南昌晚报》,时间是1979年11月1日,此后,有很多晚报也很快复刊、创刊,到1985年,全国就有30家晚报。1989年全国晚报增至47家。1991年,全国晚报达到51家。晚报的发行量也急剧增加。1987年,《新民晚报》的平均期发行量超过170万份,《羊城晚报》平均期发行量达168万份,《北京晚报》82万份,《今晚报》50万份,《成都晚报》30万份。晚报的风格与党报不同,这从晚报的自费订户占据绝大部分比例就可以看出端倪,1985年,党报《北京日报》的公费订阅用户在全部订户中达到92.1%;而同期的《北京晚报》则是自费订户占全部订户的99.04%。1986年,全国只有三家报纸的每期发行量超过100万份,其中晚报就占了两家。

  晚报的迅猛发展主要源自于当时的媒体格局所留下的发展空间,报业长期以来以机关报为主,新闻题材主要是政府的各种活动、会议,刊登各种政令、文件、典型报道等,新闻内容大部分都比较生硬,可读性差;加上“文革”的影响,惯性思维下,新闻报道充斥着口号,读者对这种机关报风格早已厌倦。改革开放后,中国的面貌焕然一新,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还是人民生产生活各个领域都发生着巨大变化,人们迫切需要那些贴近生活实际,新鲜活泼,能够为读者带来愉悦,并提供服务的报纸。在这样的情况下,1980年《羊城晚报》复刊提出了新的口号:“姓党、姓晚、又姓羊”;1982年,《新民晚报》赵超构提出“我们的报纸决不是专门办给领导同志看的”等一系列超前的办报理念。在这种理念指引下,晚报主打社会新闻、文娱新闻、副刊,弥补了机关报的不足,与机关报形成差异化竞争态势,在贴近性、可读性、趣味性、服务性等方面更有优势,自然获得了竞争优势,赢得了读者青睐。

  从某种意义上说,晚报的勃兴,并不是市场的行为,而依然是行政对媒体资源的再分配。晚报的行政色彩非常浓,党报获得的是公费订阅的读者资源,而晚报定位于“日报的补充”和“茶余饭后”,是“八小时以外”的读者资源。两者形成了错位竞争。从这个角度看,晚报的差异化特色是晚报获得市场的关键。

  面对晚报的贴近性、趣味性、可读性优势,一些党报在20世纪80年代初又纷纷创办“周末版”,以软化党报风格。1979年1月1日,《中国青年报》为适应当代青年追求知识、渴望成才和丰富业余生活的强烈愿望,出版了《星期刊》,四开八版,每星期日出版。由此开辟了我国报纸周末版的先河。此后的周末版在朝两个方向发展,一是依附性的党报版面,如《经济日报》的星期刊1985年问世,在20世纪90年代初,《光明日报》《工人日报》《北京日报》《大众日报》《贵州日报》等一批省级以上党报,都出版了周末版或星期刊,这使中国报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据统计,在1991年,全国100多家大报种有54家开办了周末版,到1993年,全国创办了周末版的报纸达到200多家。1992年2月,中国记协邀请首都新闻界人士举行了一次研讨会,专门探讨“周末版现象”。二是专门的周末报纸,如1984年《南方周末》创刊,1985年江苏的《周末》创刊。这些周末版在当时都获得了读者的认同,《南方周末》逐步发展成为我国以舆论监督和深度报道著名的时事政治报纸。

  周末版的繁荣带来了报纸可读性的提高,报纸受到欢迎,经济利益、报业竞争开始进入人们视野。这些周末版改变了各级党报千篇一律的严肃、空洞、说教面孔,各色清闲的小品文与小说连载纷纷登载,清新与生活化的面容让人们感觉焕然一新,它围绕人民群众关心关注的热点问题做文章,追求报道的深度,努力写出社会问题的根源、新闻事件的背景和发生原因,对各种社会问题、新闻事件进行认真思考,提出见解,受到读者普遍欢迎。

  文摘报也在这一阶段成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开始进入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科学文化事业逐步发展、繁荣的新时期,“社会节奏加快、人们迫切需要以较短时间综览报刊精华,了解最新消息,掌握知识,大量文摘报纸随之产生。”据不完全统计,自1980年1月1日上海解放日报社创办《报刊文摘》后,到1988年全国已有22种文摘报,多数为4开4版,也有8开4版、8开8版,或8开16版;刊期不定;发行量少的5万份,多的达300万份左右。文摘报无须自采稿件,制作成本相对低廉,版面少,投入产出比较大,经营效益较高。

  经过十年的发展,中国报业的基本格局成形,搭建了以党报为主,行业报、经济类报纸、市场类报纸为支撑的报业体系;报业的属性得以完善,形成了经济属性、意识形态属性两翼齐飞的属性结构;报纸的功能得以丰富,信息功能、服务功能、舆论监督、消遣娱乐……一个满足人们各种需求的媒介形态。这些,都是报业大发展、大繁荣的基础。

  第二个十年:

  报业市场的形成与繁荣(1988—1998)

  经过前十年的发展,中国报业有了继续前行发展的基础和条件,在1988年到1998年的这十年间,中国报业改革继续向纵深推进,报纸变得越来越厚,在晚报蓬勃发展的同时,都市报被创办出来,晚报又开始陷入与都市报的苦斗,市场竞争与报业集团化发展成为这段时期最重要的趋势和方向。

  (一)都市报的兴起与报业竞争

  “晚报现象”令人瞩目,尤其令党报瞩目,晚报对于党报的冲击主要来自晚报的重新定位。20世纪80年代新复刊和新创办的晚报已经与原来的晚报定位完全不同。它们抛弃了“晚报是日报的补充”,是“晚饭后的消遣读物”的原有定位风格,拓展内容题材,也开始承担起宣传任务,对重大事件进行集中报道,提升晚报权威性与影响力;大量压缩没有特色的副刊,不断扩充新闻版面,注重报纸服务性。晚报的影响越来越大,发行量也越来越大。

  《人民日报》从1981年到1996年这15年间的发行量下降幅度近60%,根据1996年1月的统计数字,各省机关报与历史最高发行量相比普遍下滑40%左右,发行量下跌幅度达30%以上的省级党报有23家,《安徽日报》比历史最高发行量下跌60%。《河南日报》的发行量与1995年相比,负增长51%;《四川日报》与1995年同期相比,增长幅度为—44%;《陕西日报》与1995年同期相比,增长幅度为—33%;《广西日报》为—57%。

  1998年初,中宣部时任部长徐光春透露,中央的十多家报纸中,1998年1月的发行量只有两家增长,各增长了0.34%和1.1%,而其余的报纸发行量都是下降。

  从1981年到1994年,中国31家省级党报发行量连年下滑,从1981年平均发行量37.78万份,下降到1994年的28.66万份。1999年,全国的省级党报的平均发行量甚至跌至最低点23.91万份。

  党报的广告收入也是如此,增幅远低于同期晚报。1988年,全国报纸广告“十强”中,有8家党报上榜,而到了1993年,只有2家党报进入前十强。《广州日报》与《深圳特区报》的上榜则主要在于改革力度加大,“都市报化”明显。

  党报面临如此“深重”的危机也并不能全部归因于晚报,更为关键的原因是媒介环境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党报曾经的垄断地位消失了。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从一元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到多元的市场经济体制,社会对于新闻的需求也趋于多元。社会出现多元的声音,媒介形态也日趋多元。行政手段干预媒介接受的情况也开始减少。媒介要完全传播过程,也必须通过市场的方式,让受众自主选择。改革开放对于传媒来说,最大的变化就是形成了一个新闻媒介市场。在这个媒介市场中,人们可以自由选择。

  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各级政府在大幅地削减原本给予党报的财政补贴,需要党报自己养活自己。1987年,《人民日报》等8家报纸申请要求对报社进行企业化管理,财政部批转了这个报告。当年12月,原国家新闻出版署正式发布了报社可以施行企业化管理的政策。自此之后,“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开始成为我国媒体的基本体制。而国家和各级政府对于报社的行政补贴,除了少数民族及边疆地区的党报,都慢慢地取消了。

  1988年3月16日,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与原国家新闻出版署联合下发了《关于报刊社、出版社开展有偿服务和经营活动的暂行办法》,正式规定报刊社可以利用信息进行有偿服务。此后,很多省委机关报都纷纷办起了信息咨询公司、图片社等,有的开始开办实体、投资办厂,粉笔厂、眼镜店、游泳池,各种行业都有涉及。但由于缺乏经验,不熟悉经营,加之机制不够完善,大部分的经营活动都以失败告终。报社开始慢慢意识到,办报纸才是自己的优势,把报纸办好才是报社最应该做的。省级党报首先尝试的是周末版。

  1981年1月4日,《中国青年报》率先创办了“星期刊”,由此开辟了我国报纸周末版的先河。但此后很多年,从1981年到1991年,整整10年,周末版一直未能成为潮流,只有一些零星的尝试。

  1989年初报纸大幅度涨价后,报纸总发行量下降了25%;1992年前,全国只有十来家报纸办有“周末版”,而1992年后,根据统计,办了周末版或各种增版的综合性报纸,发行量就在1991年的基础上升了6%~8%。

  1991年、1992年,报纸印张数突然增幅加大,分别是12.57%、16.04%。主要原因就是很多报纸增加了周末版的版数,形成扩版态势。

  我们来对比一下同期晚报的发展数据就会发现,1990—1994年,也是晚报迅猛发展、攻城略地的时候。周末版,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党报应对晚报的一个产物,当时人称周末版是党报的“特区”。

  这种“特区”叠加模式使党报被“割裂”为两种风格迥异的报纸,也导致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读报抽芯”,当时的周末版都是随主报一起搭售,于是一些报摊就将周末版抽出来单独售卖。《北京日报》的同志就多次发现报摊将《京华周末》抽出来单独售卖的情况。在一些单位,星期六的《北京日报》一来,人们就想看《京华周末》,但往往报纸“抢”过来一看,《京华周末》已经被手快者抽走了。

  1995年左右,都市报开始出现,全新的模式,与党报完全不同的理念,在功能上完全替代了周末版。面对强劲的对手,周末版开始走向末路。在信息匮乏的时代,周末版被读者视为珍宝。但是在信息充裕的时代,又有新的替代者,周末报纸的吸引力在迅速降低。

  从1991年到1996年,周末版在经过五年左右的兴盛后,很快就走向衰败。1999年在宁夏召开了一个关于周末版的研讨会,会上讨论最多的话题就是“周末版会不会消亡”。

  周末版的分化出现了三个方向:一是成为周报,如《南方周末》,1993开始,加大了对社会监督和市政批评的力度,而“以一副为民请命的姿态拼命往前冲”。二是分化成都市报,《四川日报》的周末版分化成了《华西都市报》,《湖北日报》的《楚天周末》分化成了《楚天都市报》,等等,三是一部分周末版难以维持而退回到党报的休闲娱乐板块的原始定位。

  在周末版成效不明显的情况下,党报还需另觅出路,创办一份晚报与晚报竞争不失为一种很好的方式。但是,当时的新闻出版署有明确的规定:一个城市不能同时办两份党报。

  于是,第一张被称为“都市报”的报纸诞生了——《贵州都市报》,1993年创刊。但《贵州都市报》虽然叫都市报,内容、理念、模式却完全是照搬晚报,并没有什么突破性的创新。即使是到了1995年,都市报已经如火如荼的时候,依然有很多都市报认为自己是晚报。比如,被认为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张都市报的《华西都市报》就称自己是一份面向四川大中小城市的“城市晚报”,是一种“新型晚报”。而且,《华西都市报》在刚开始创刊时,甚至是下午发行的,这是典型的晚报做法。

  都市报只是一个城市的“第二张晚报”这种情况,直到《华西都市报》的都市报模式的确立才得以改变。从这一点上说,《华西都市报》被称为“第一张都市报”一点都不为过。正是因为《华西都市报》所开创的都市报模式,包括“市民生活报”的读者定位,新闻策划、新闻追踪、社会新闻、舆论监督的内容特色,敲门发行、广告代理运营模式,市场化的管理机制,等等,才使都市报成为一个不同于党报也不同于晚报的独立报种。

  《华西都市报》的迅速走红,催生了各家处于困境中的党报纷纷创办都市报,到1999年,全国已经有近30家有相当规模的都市报。经营体量都很大,如《三湘都市报》期发行量20万份,年广告收入2700万元;《燕赵都市报》期发行量35万份,年广告收入2000万元;《大河报》期发行量46万份,年广告收入6800万元;《华西都市报》期发行量高达52万份、年广告收入达1.3亿元。“都市报”很快就成为一种“现象”,从而成为党报的重要经济支柱,党报亏损,而子报都市报赚钱,子报养母报成为常态。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因为有都市报提供的经济支持,中国的报业集团才能够成形,中国报业才能够继续二十多年的繁荣。

  有人分析总结都市报繁荣的主要原因包括:市场经济发展、城镇化程度提高、读者需求的多样化、新闻改革进一步深化等。都市报成为一种现象源自两个客观原因。一是市场经济的确立。1989年后,连续几年中国经济处于滞增状况,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一直在讨论,1991年邓小平视察南方时的谈话确立了继续市场经济的方向,1992年党的十四大召开更是确立了市场经济的指导思想。市场经济的指向为都市报的诞生提供了条件和基础。

  二是中国社会的都市化。中国社会的都市化是从户籍政策的逐步松动开始的。20世纪80年代初的户籍政策是非常严格的,1984年10月,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农民进城落户的有关规定,农民可以自带口粮进城镇落户。以此作为起点,户籍政策开始松动。此后,各种不同类型的文件逐步出台,“农转非”变得相对容易,城市开始集聚越来越多的人口,1994年,中国社会的城镇化率达到了28.51%,见图2。这都为都市报提供了较大的成长空间。

  都市报能够成功更为重要的原因是思想解放。都市报是从党报中分化出来的,也可以说是从晚报中分化出来的;但它既不像党报,也不像晚报;从市场规律的角度,都市报比党报和晚报都更具市场优势。其最大的竞争力在于对“大众”“通俗”特征的强化。

  都市报原来的叫法是“市民报”,比如,“《华西都市报》是一份市民生活报”。可以说,都市报的生存土壤是市民阶层,从这个角度说,都市报与晚报的最大不同在于,晚报有些文人办报的风格,而都市报则是完全的“大众化、通俗化”。

  《华西都市报》创办者席文举说:“晚报不仅是供人们茶余饭后消遣的报纸,还应该大量报道与市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实用性信息,以市民的生活是否需要作为报纸的选稿标准。”可以说,都市报是完全的市场导向。

  晚报之于党报,是内容上的分化,而都市报之于党报和晚报,除了内容的不同之外,更是彻彻底底的管理机制的变革。在管理机制上,都市报一般采用全员聘用制,引入竞争机制,打破论资排辈,逐级聘用、绩效挂钩。对员工实行激励机制、约束机制和内部竞争上岗机制、优胜劣汰机制,形成了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状态。

  “都市报”是在不完全面对市场的党报中诞生的一份完全面向市场的报纸,与周末版是党报的部分版面的模式完全不同,都市报不是由党报中一个部门来运作,创办初期的都市报大部分都是一个独立的子报社,而不仅仅是一个编辑部,它实行的是一套完全不同于党报的新的运行机制,这种机制是适应市场规律的。

  党报本身拥有完整的发行、广告、管理机构,按照一般人的理解,如果办都市报,应该充分利用这些机构,让这些机构也将都市报的事情一起做,因为这样更符合“规模经济”的要求。

  但实际中,都市报基本上都彻底分出来,实行独立核算,拥有自己的发行、广告、经营、管理系统。这种相对的自主权是都市报能够成功的重要原因。正是因为都市报拥有相对的经营自主权,才能实行较为灵活的用人制度与考核分配制度以及奖惩制度。

  都市报的全新办报思路与运营模式,给晚报造成极大冲击。在南京,《扬子晚报》不再一枝独秀,《现代快报》对《扬子晚报》形成正面竞争。在成都,《成都晚报》在《华西都市报》和《成都商报》1995年崛起后呈直线衰落之势。一些老牌晚报开始转型,彻底转型成“都市报”,晚报模式名存实亡。

  1996年,《扬子晚报》开始增加一些都市报普遍采用的服务型专版和专刊,如汽车、旅游、卫生、教育、财经、证券、房产、家居等。晚报“都市报化”取得了较大成功。2002年9月26日,《扬子晚报》发行量首次突破了200万份,95%以上的《扬子晚报》自费订阅。2003年,全国7家主要晚报在转型成都市报后,经营体量有了很大发展:《扬子晚报》广告收入4.5亿元,平均期发行量150万份;《羊城晚报》广告收入10亿元,平均期发行量130万份;《北京晚报》广告收入8亿元,平均期发行量80万份;《新民晚报》广告收入5.8亿元,平均期发行量120万份;《今晚报》广告收入3.2亿元,平均期发行量53万份;《钱江晚报》广告收入3亿元,平均期发行量70万份;《深圳晚报》广告收入3亿元,平均期发行量49万份。

  除了内容全盘模仿都市报,晚报在面临岌岌可危的局面时,甚至放弃了它的初衷,连出报时间都改成上午,“晚报不晚”成为那段时期的潮流。

  1997年,面对《成都商报》《华西都市报》的凌厉攻势,被赶超的《成都晚报》不甘落后,开始全面模仿学习都市报,在全国率先晚报早出。下午出版本来是晚报的优势,是晚报赖以为豪的独特优势,《华西都市报》刚创刊时甚至也是下午出版的;但新时期,面对媒介形态日趋多元的形势,下午出版已经不能成为优势。特别是都市报早出模式体现出强劲的竞争力;因此,变得和都市报一样,成为晚报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的趋势。

  大部分的晚报纷纷开始选择早出,比如《金陵晚报》《西安晚报》《海口晚报》《郑州晚报》《齐鲁晚报》等。根据全国晚报协会统计,2001年底就有108家晚报改成了上午出版,而全国总共只有147家晚报。

  晚报选择早出主要基于以下几点理由:一是阅读习惯的改变。电视的繁荣丰富了人们的夜间休闲方式,夜晚阅读的人群在迅速减少。据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的一次读者调查,约有44.7%的人选择在早晨和上午时段读报,是最集中的时段,而晚上读报的人只占1/4。二是早出的晚报与读者接触时间更长。这包括售卖时间和读者阅读接触时间,都可以从早到晚,而下午出版只有短短的几小时。三是晚报的新闻内容与当天的早报相比,并没有多少优势。原本晚报晚出的优势在于可以抢抓到昨夜今晨的新闻内容,但据调查,报纸刊登的新闻,90%以上是发生在上午9点以后。所以昨夜今晨的新闻资源很少。下午出版有着诸多劣势,而早出则与同城的都市报站在同一起跑线上。

  随着报业竞争加剧,在综合性大众报纸的基础上,逐渐分化出众多走市场化道路的专业报纸,新闻报道从“雅俗共赏”走向“雅俗分赏”。随着大批公司上市,证券交易活跃,财政金融报道备受关注,以《中国经营报》《21世纪经济报道》《经济观察报》三大周报为代表的财政金融媒体对推动财政金融报道发挥重要作用。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际新闻异军突起,以《环球时报》为代表的一批周报对国际新闻的深度报道受到格外青睐。体育类报纸如《南方体育》《21世纪体育》以更加专业的视角对体育新闻进行深度解读。进入21世纪,消费娱乐成为时尚,针对城市年轻白领出现了特有的娱乐报纸,21世纪初上海最“火”的报纸是娱乐报纸,如《申江服务导报》《上海星期三》和《上海壹周》等吸引了大批青年白领。

  (二)扩版潮与厚报趋势

  在改革开放前,我国的报纸,包括中央机关报和地方报纸,大部分都是薄报,版数都很少,一般都是8个版以内。有人专门统计过,从1975年至1979年的5年间,《人民日报》每年8月15日的版面,无论工作日还是休息日,都是6个版。从1980年起,《人民日报》的版数增厚到8个版,而这种8个版的形态一直持续到1995年。

  根据数据统计,从1978年到1995年这17年间,报纸的总印张数量的增长率与报纸的总印数增长率基本上是持平的。1979年,报纸的总印数增加2.35%,总印张数增加8.35%。1987年,报纸的总印数增长5.67%,总印张数相应增长6.39%。1989年,经济略有下滑,报纸总印数减少0.09%,总印张数也相应减少5.38%,见图3。总印数与总印张数的增减幅度大致一致,两条曲线基本上是重叠的,说明在这17年中,报纸的发行份数在增加,但是报纸厚度并没有增加,都是薄报。直到1991年,两组数据才开始出现了背离。

  以下两大因素导致了当时的薄报格局。一是当时报纸的总体结构因素。1995年前,大部分报纸都是行政订阅,党报、行业报主要是公费订阅,订阅弹性小,即使信息量再小,也不会对订阅造成多大冲击。大部分的报纸并不是以市场作为导向的,更多的只是“我刊登什么,你读什么”。报纸很薄,也是这种非市场导向的结果之一。即使是20世纪90年代初的晚报,也是作为党报的一种补充,自费订阅仍然很少,沿袭的是党报的内容体系,只是在行文风格上有所调整,变得更灵活。但本质上,也是非市场导向的,薄报并不会影响其发行量与影响力。在1995年之前的报业结构与体制下,薄报成为必然选择。

  二是报纸间还缺乏足够竞争。报纸的同城同质竞争当时还未形成,不同的报纸都有自己的“势力范围”:各级党报以区域为界,影响自己所在区域;各行业报在自己的行业内活动,不会越界,也无法越界。20世纪90年代初,晚报影响已经凸显,但是全国的晚报数量有限,大部分的城市只有一份晚报,而且只在一些较大的城市才有晚报。在这样的竞争不充分的情况下,报纸还没有做厚报的动力和必要。1985年,行业报蜂拥创刊,报纸数量剧增,从1984年的458份激增到1445份,报纸总印数增长36.50%,总印张数只增长24.96%。而1986年,对行业报进行清理整顿,报纸数量减少到791家,总印数减少21.43%,总印张数减少了15.09%。这两年数据的对比说明,大部分新创刊的行业报也都是薄报。行业报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行业内的“党报”,也是行政订阅发行,服务于行业,不直接面向市场,薄报是其必然选择。

  从1991年开始,总印数与总印张数的增长幅度开始逐渐拉大。1990年,总印数(发行量)增长2.08%,总印张数(版面量)增长1.83%;1991年,总印数增长11.93%,总印张数增长12.57%。在趋势上,实现了反转,总印张数的增长幅度越来越大。1992年,总印数增长9.02%,而总印张数则增长16.04%。1995年,都市报导致报纸迅速加厚,报纸印张数猛增,增长率达到15.73%,新闻纸供不应求,全国出现新闻纸荒,由1994年的4300元一吨升至5000多元一吨,黑市价高达7000元。此后,一直到2004年,几乎每年,报纸的总印数增长的百分比只是个位数,而总印张数的增长率却一直是两位数的。

  最早扩版的是《广州日报》,从1987年开始,《广州日报》开始由对开4版扩到对开8版;1988年1月1日,继《天津日报》《广州日报》之后,《解放日报》也从4版扩为对开8版。《广州日报》从1987年开始,几乎年年扩版,2000年达到对开48版。

  从1992年起,报纸就开始了扩版大战。这与总印数与总印张数的增长幅度对比所呈现的情况是一致的。主要原因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进入报业市场的竞争者开始增多,晚报异军突起,一些党报,诸如《广州日报》等也加入对报业市场资源的争夺。报业市场开始由卖方市场变成买方市场。1995年,都市报作为一种新报种出现,一个城市往往同时诞生好几份都市报,更趋激烈的竞争,使读者与广告商的选择余地增大,买方市场促使报纸需要使出浑身解数,才能够争取到足够的市场份额和空间,厚报成为第一选择。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怀抱,《广州日报》推出了97个版的香港回归纪念特刊,开创了报纸版面的纪录。广州市民听说后,纷纷在报摊排队买报。这次特刊的成功极大提高了《广州日报》的品牌价值,而成为《广州日报》发展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此后,每逢节庆纪念日,都有报纸推出厚重的纪念特刊。

  (三)组建报业集团

  1993年5月,《济南日报》兼并了《市场导报》,这是我国首家进行报纸兼并的党报,预示着我国报业集团化发展启动。为加快发展我国新闻宣传事业,组建以党报为龙头的报业集团,充分发挥党报资源优势,采用多元经营发展的模式,做大做强我国报业,已势在必行。1992年6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布《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正式将报刊经营管理列入第三产业。1999年8月,中办、国办联合发布《关于调整中央国家机关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厅局报刊结构的通知》,提出取消厅局报纸、调整报业结构。党报朝集约化经营、集团化方向改革。

  随着都市报的兴起,报业获得了巨大的经营来源。广告成为报社经营的主要来源与经济命脉,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的报纸广告就有了迅猛发展。1991年,全国报社广告营业额为9.63亿元;1992年为16.2亿元,1993年为37.7亿元,当时有8家报社的广告营业额突破了亿元大关。1994年广告营业额达到50.5亿元。同一年,报纸数量达到2108种,规模迅速扩张。报业开始在新闻资源、报道形式、内容、人才、发行和广告等方面展开激烈的竞争。在这种情况下,越来越多的报纸希望能够组建报业集团,实行规模化经营,做大做强,实现扩张发展。1994年,就有包括《人民日报》《经济日报》《深圳特区报》《解放日报》等在内的20多家报纸申请成立报业集团。经调查研究,当时的国家新闻出版署在1994年5月18日发出《关于书报刊音像出版单位成立集团的通知》,明确规定组建报业集团不能一哄而起,并通知相关报社必须取消自行宣布的“报业集团”称号。

  1994年6月10日至12日,原国家新闻出版署在杭州举行的全国首次报业集团问题研讨会上形成了我国关于组建报业集团的指导性文件,提出了组建报业集团的五个条件:一是报纸实力与规模。除了一张有影响的主报外,至少应有4家子报子刊。二是经济实力与广告收入。沿海地区报社年利税在5000万元以上,中西部地区报社年利税在3000万元以上。三是人才实力。报社在职采编人员中,具有副高以上新闻专业职称者占总人数的20%以上,经营管理与技术人员中,有各类专业中级职称以上者占总人数的15%以上,并要有高级职称者。四是印刷及技术实力。要拥有独立的印刷厂,拥有现代化的照排、胶印设备,具有彩色胶印能力。每日总印刷能力在对开200万份以上。五是发行能力。主报及子报的期发行量在60万份以上,或在本地区每150人中拥有一份该报。具备这五个条件才可以申报组建报业集团。同时明确,报业集团要以传播信息、引导舆论为目的,以报纸、杂志等出版物的出版发行为经营主体,不能打着报业集团的旗号,却以主要精力去经营炼钢、制药、化肥等与报刊业无关的企业。

  1996年5月29日,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正式挂牌运行,成为我国第一家报业集团。1997年底,《广州日报》的日发行量比集团成立前增加了30万份,集团系列报刊由原有的6家增加到10家,集团年总收入达到15亿元,其中广告收入比集团成立前增加了2.5亿元,集团年总利润、总资产、净资产分别比集团成立前增加74%、180%、140%。此后,全国各地的省级党报陆续组建报业集团。1998年,南方日报报业集团、羊城晚报报业集团、光明日报报业集团、经济日报报业集团和文汇新民联合集团5家报业集团成立。到2001年报业集团总数增加至26家。我国报业从粗放经营向规模效益型转变。

  报业集团组建后,实行党委书记兼任集团社长、由总编辑领导编委会、总经理领导管委会的管理方式。采编与经营分离,子报成为独立法人。报业集团突破过去的人事管理模式,建立公开竞聘、双向选择、优化组合的管理机制。党报整合自身资源,成立实体经营企业。2002年起,各地报业集团先后组建了发行、广告、印务等公司。

  报业集团化过程中形成了报团或报系。各级党报乘势而上,创办或收编子报子刊,全国中等以上城市相继形成了报团或报系。在报团或报系内部,党委机关报被称为母报,党委机关报创办或收编的报刊被称为子报子刊。在管理体制上,母报保留事业单位性质,子报是国有企业性质的市场化传媒;在发行模式上,母报主要通过动员机关、企事业单位用公费订阅,子报主要依靠读者自费订阅;在任务分工和版面内容上,母报以担负政治思想任务为主,多为工作指导的宣传报道,子报以担负经济创收任务为主,多为社会生活服务的宣传报道。

  这一时期,一些党报及其子报子刊不同程度地出现追求经济效益、忽视舆论导向的错误倾向,如刊登媚俗文章、报道有偿新闻、片面追求发行量等,严重削弱了党报的公信力和舆论引导力。为了加强党的新闻宣传工作,中央提出“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原则,继而部署开展“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实践活动。新闻战线工作作风发生转变,党报的内容、形式和文风明显改进。

  (四)报纸尝试上网

  报业在网络新媒体方面也起步很早。1995年1月2日,中国国内第一份上网的中文电子刊物《神州学人》正式发刊,是一个由国家教委创办面向世界各地留学人员发行的刊物,主要为海外留学生提供一个了解祖国情况、资讯的平台。实际上,1993年12月6日,《杭州日报》也通过网站传输报纸内容,这被认为是中国报纸最早的数字化尝试。1995年10月20日,《中国贸易报》也开始上网,很多人认为这是中国报纸进入电子化时代的标志。

  受《中国贸易报》的电子报试点影响,又有很多报纸推出了PDF电子版。1996年1月2日,《广州日报》推出了网络版,新华社的《中国证券报》也在同一天上网,1月13日,《人民日报》上网。此外,还有《解放日报》《南方日报》等省级党报,以《经济日报》为代表的中央报纸,以《金融时报》为代表的行业报纸,以《新民晚报》等为代表的晚报、都市报等30多家报纸也在当年推出了网络版。

  报纸电子版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网络媒体,从1995年开始算起,直到三年后的1998年,搜狐和网易才正式推出新闻频道,成为真正意义的网络媒体;而在此前,这些网站内容都没有涉足新闻;新浪于1999年4月才推出新闻频道,发布国内、国际、社会、体育、娱乐等各种新闻信息。新闻门户网站才有雏形。

  1995—1996年的报纸上网还处于初步探索阶段,由于资金、技术、人才等因素制约,上网后的媒体总体制作水平不高,上网信息少而慢,有的长期没有更新。

  总体而言,这一阶段的报纸数字化比较初级,很多报社还没有意识到互联网将对其带来的巨大冲击,依然沉醉于报纸广告发行的极度繁荣所带来的对未来的无限憧憬中。(未完待续)

  (作者:唐绪军,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崔保国,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导)

(责编:戴靖、胡线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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