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年专业化建设纪实:
为了学术出版百年大业

　原标题：为了学术出版百年大业

　　第十八次全国皮书年会（2017）

　　第六届人文社会科学集刊年会

　　台湾大陆同乡会文献数据库·福建库上线发布会

　　2017年10月14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长谢寿光现身苏州，联手中国管理科学学会发布第四部管理蓝皮书——《中国管理发展报告（2017）》，经济管理出版分社社长恽薇出席在苏州召开的2017东沙湖论坛——中国管理百人会，编辑工作委员会委员周丽率媒体记者团奔赴北京平谷考察报道并发布《城乡一体化蓝皮书》，总编辑助理童根兴在沈阳参加中国社会学会农村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年会，人文分社社长宋月华在贵州出席台湾历史与两岸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集刊运营中心编辑刘骁军在北京参加中国刑法学重点学科论坛（2017），读者服务和数字营销团队在银川召开的第十七届中国经济学年会上为参会专家学者提供出版咨询与数据库销售服务。同时，在世界版图的另一端——英国克利夫登文学节上，甲骨文团队正在与《耶路撒冷三千年》的作者蒙蒂菲奥里交流，他的新书《罗曼诺夫王朝》将于2017年年底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社科文献出版社法兰克福书展参展代表团正在总编室主任姚冬梅的带领下与英、美、德、荷的学术出版合作伙伴进行业务洽谈。

　　这只是一个看似平凡而忙碌的周末，却是社科文献人二十年如一日的工作常态。在天南海北的学术现场，社科文献社的学术编辑时时在场，绘制出一幅独具特色的学术出版营销地图。

　　从一个籍籍无名的小社，到认准学术出版定位小步快跑高速发展，再到成长为向全世界提供知识服务的现代出版机构，20年来，正是凭借着这种对全球学术领域涓涓细流般的渗透和孜孜不倦的追寻，社科文献出版社完全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的出版社概念，在中国学术出版的发展史上独树一帜。

　　从产品到品牌再到平台，20年来，社科文献出版社聚合了中国上千家高校与研究机构、数万名专家学者资源，连通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几乎所有研究领域，形成了一个超级学术共同体，承载着当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理论与实践研究的精华，登上世界学术舞台。

　　20年来，社科文献出版社所经历的每一次转型升级都伴随着破茧成蝶的磨砺，但都会实现跨越式发展，引领业界潮流。她的跨越发展得益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时代红利，离不开创业者们的高瞻远瞩和当代中国学者的拳拳关怀。回溯社科文献出版社20年专业化历程，便是见证中国学术出版的发展历程，感受一个大国文化自信磅礴而深沉的内在动力。

　　做中国学术出版样本记录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变迁

　　在国内，大多数出版同行对学术和专业出版的能力与市场价值一直持怀疑态度。很多人认为学术出版的用户太少，支持不了出版社的运营和发展。因此，在过去的20年中，大多数出版社打破早期的专业分工，转向大众，从专门类别的出版机构变成综合性出版机构。

　　1997年秋，谢寿光从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调入社科文献出版社，全面主持工作。“既然别人都选择下沉走大众出版路线，那社科文献社就向上发展，做高端的学术出版，服务中国社会与学术发展。”在中国的出版界中，谢寿光便是这样一个走专业学术出版路线的少数派坚定分子。

　　突破万难，闷头做事，不向主管单位索要资金支持，不艳羡彼时中国大众出版的眼前利益，谢寿光带领社科文献出版社在专业学术出版道路上一路快跑，追赶西方专业学术出版同行的步履未曾懈怠。他对出版社当时的一些学术水准较高的出版物进行了改造包装，以丛书的形式成系列地推向市场，很快就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

　　凭借着敏锐的出版眼光，谢寿光捕捉到了年度报告的商业价值和社会意义，他开始着手对《经济蓝皮书》《社会蓝皮书》升级改造，从与书商合作变为以自己为主导。1998年，《经济蓝皮书》与《社会蓝皮书》一炮打响。

　　“我们做皮书绝不是心血来潮，而是有备而来的。运作之初，还没有皮书这个概念，皮书这种出版形态是社科文献社发明的。”谢寿光说。积极发展作者、精心策划选题、规范编撰格式、提升装帧设计、努力打通市场渠道……皮书专业化运作之路正式开启。

　　2000年，第一次全国皮书年会召开；2003年，皮书随书附赠光盘开始数字化的探索；2006年，中国皮书网开通；2007年，第一本英文版皮书由荷兰博睿学术出版社出版；2009年，皮书评价、评奖工作启动；2011年，皮书数据库上线运营；2015年，《皮书手册：写作、编辑出版与评价指南》正式出版发行；2016年，第一期皮书高级研修班举办……皮书品牌在快马加鞭的创新与突破中成长为社科文献社的第一品牌。

　　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为了妥善应对社会转型给劳动力供给、劳动力需求、收入分配等带来的挑战，中国社会科学院着手建立劳动经济学学科。“人口与劳动绿皮书的写作贯穿了学科建设全过程，发挥了重要积累和引领作用。连续17年的出版，我们的研究成果通过皮书得以广泛传播，取得了很好的社会影响。”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回忆。

　　2014年，中共第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的研究人员为《决定》的形成和推进做了大量工作。“在这些功劳当中，社科文献出版社的贡献功不可没，社科文献社出版了法学所30多部关于依法治国和法制建设方面的著作、文集。”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法学所所长李林回忆。

　　越来越多的皮书走进了国家与地方政府决策层的视野，摆上了两会代表的书桌案头，被媒体喻为当代中国理论研究的“学术日记”、记录改革开放壮阔进程的“成长年轮”、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成果旗舰”、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的“权威平台”。

　　吸取皮书的成功经验，社科文献出版社一头扎进了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出版的蓝海，并开辟出了“列国志”“甲骨文”“社科文献学术译库”等在各学科领域独具特色的学术出版品牌。

　　皮书之外，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每个关键节点，社科文献出版社也从未缺位。在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之时推出“改革开放研究丛书”，在中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指导思想之际策划“全面深化改革研究书系”，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一带一路’研究系列丛书”“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海洋强国战略丛书”，开发“一带一路”数据库……

　　记录时代，引领潮流，服务社会。这正是一家有担当的学术出版机构在这个大潮涌动的大时代中的应有之义、应尽之责。

　　培养学者型编辑对标全球一流学术出版企业

　　既然明确了走专业学术出版的道路，那么对于出版社的核心——学术编辑来说，专业性与学术性也是必不可少的要求。

　　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经费紧张，学术出版困难是学者无法逾越的鸿沟。社科文献出版社坚持以学术价值和社会效益作为出版导向，为一大批中青年学者提供了学术出版支持，培育出一批具有深厚学术功底的编辑，也奠定了其在社会学出版、近代史出版、中苏关系研究、区域国别研究和全球治理学科或领域的领先地位。

　　历史学者步平与社科文献出版社渊源颇深。在东亚史研究及出版的过程中，他与社科文献社的编辑们建立起了超越学者与出版人的深厚情谊。“我们在2002年的时候开始了中日韩三国共同的东亚史研究。这样一种跨国研究很有意义，但在当时来说并不是很多人有这种认识的。很多出版社从经济效益的角度考虑，都打了退堂鼓，但是社科文献社的编辑们态度坚定。没想到2005年出版以后，国内和国际社会的反应强烈，发行了十几万册，一度很长一段时间在国内排行榜上都是第一位。”

　　在社科文献出版社建社30周年暨致敬作者典礼上，新中国第一代近代史学者金冲及作为作者代表接受了社科文献出版社社长谢寿光的致敬。金冲及说：“我写《二十世纪中国史纲》时，花了很多力气读社科文献社的经济蓝皮书。像这样系统的、集中的出版，别的出版社还是不能相比的。我看重出版质量，社科文献社出的书我比较放心。”

　　以社会学领域的学术专著出版为例，每年全国出版的社会学著作有1300种，绝大多数出版社一年出一两种此门类的图书。在这个领域，一年出版数量超过100种的只有两家出版社，其中，社科文献出版社的出版数量达200多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有100多种。社科文献出版社之所以可以达到这样的出版量，与编辑团队的学科背景和专业性密不可分。谢寿光说：“在社科文献出版社，有社会学学科背景的编辑28人，我的编辑团队可以把大学社会学的课程开全了。”

　　“一个出版社有没有和作者交流的能力其实非常重要。”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谈道，“社科文献社的编辑虽然是出版人，但是能和不同学科最优秀的作者进行有深度的交流，这实际上是把作者凝聚到一起的很重要的条件。”

　　“当很多出版社还在纠结要不要给编辑提供外出参加学术会议的机会时，社科文献出版社就做了硬性规定：各个学科的编辑，必须保证每年参加至少一次全国性学术会议。”在谢寿光看来，编辑到了学术场域，不是为了去发张名片、认识一个知名学者、组一部稿子，而是要与学者交流，要做专业的主持与评议人，甚至提交学术论文，发表学术见解。换句话说，编辑要成为学术共同体中的一员。

　　社科文献出版社同时还在全球范围内挖掘引进学术出版专业人才，致力于打造一批拥有全球视野、掌握国际通行学术出版规则、站在国际学术出版前沿的编辑队伍。

　　2014年，社科文献出版社启动了名编辑工程，对于在学界有突出影响力、知名度的编辑，给予特贴、学术假期、出国交流等政策支持，为高层次人才提供广阔的发展平台。

　　“国内的中华书局，有一批学者型的老编辑，让我很佩服。但我的目标是国际同行。国外的大学出版社有几家我非常欣赏，剑桥大学出版社是我们追赶的对象。人文社科领域的商业类学术出版机构中，施普林格以及荷兰博睿都很优秀。”谢寿光说。

　　制定标准规范打造中国学术出版评价权威平台

　　1998年，社科文献出版社的编辑基本没有接受过专业学术出版的编辑训练，一切工作都有待规范化。谢寿光此前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5年的工作积淀开始发挥作用。他亲自执笔，起草了第一版3万多字的《编辑条例》并正式在全社实施。这一条例有效地规范了社科文献社当时杂乱的编辑制度和流程，此后，逐年完善、修订的《编辑工作手册》成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传统。

　　直到2006年，社科文献出版社和具有300多年历史的荷兰博睿学术出版社签署协议，确定了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年度报告系列丛书”为名合作出版皮书的英文版。但第一批皮书英文译稿被博睿学术出版社退回，原因是不符合国际学术出版规范，从论述方式、文献引用到作者介绍，全部都不符合规范。国际通行的学术出版规范是什么？全球大部分学术出版机构都是以《芝加哥手册》为蓝本的，并根据自身情况进行微调。当时社科文献出版社采用的规范是自己的版本，与国际惯例没有接轨。皮书走向世界的小挫折给了社科文献出版社一个极为重要的警示，至此，谢寿光开始把制定学术出版规范提上出版社的议事日程。

　　作为中国学术出版规范与标准的倡议者，社科文献出版社自觉承担了学术著作规范国家标准的起草工作。2015年，谢寿光带领团队拜访芝加哥大学。后来，社科文献出版社专门成立课题组研制《ssap学术出版手册》，将填补我国出版行业在实用性规范手册方面的空白。

　　皮书系列和学术集刊作为社科文献出版社两类连续出版物，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社科文献社缺乏学刊的困局。皮书经过20年的专业化运作，已经搭建起国内首屈一指的智库出版平台，形成了比较完善的评价指标体系，皮书及皮书报告评价结果已经逐渐成为国内智库机构的重要参照系。

　　集刊采用以书代刊的方式，形成人文社科领域最新理论与研究快速更新的平台。目前，社科文献社拥有200多种集刊，其中有24种被收入南京大学社会科学评价中心CSSCI目录。2012年起，社科文献出版社开始举办全国人文社会科学集刊年会，集刊奖评选也已连续开展4届。谢寿光说：“中国绝大多数学术期刊都只是按自己的一套玩法来玩。我们做的这些专业集刊，严格按照专业化管理，大部分都是学术共同体的交流平台，这是对我国出版管理体制中载体管理的一种突破，是顺应国际学术出版的潮流和变化的。”

　　以皮书和集刊两大平台为载体，制定出版规范与评价标准，占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最新成果的高地，要实现成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出版权威评价机构的目标指日可待。

　　全球布局构建中国学术出版话语体系

　　20年来，社科文献出版社与20余家国际知名学术出版机构合作，直接进行外文图书出版，总计输出500多个品种，覆盖20多个语种，这种合作方式被谢寿光比喻为“借船出海”。在他看来，这是国内出版物直接进入发达国家主流学术话语层最有效的方法。

　　有别于其他出版社，社科文献社与国际学术出版机构在合作中坚持共同组织选题，走出去的选题多集中于当代中国研究领域，全面反映当下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时代文明各方面的发展变化。无论是出版质量还是出版数量，社科文献社在全国出版社中都处于领先地位，这也得益于其坚持采用符合国际出版规范的审校流程。

　　社科文献社的国际出版故事并不只局限于出版本身。

　　2009年法兰克福国际书展期间，社科文献社精心策划举办了一场以“中国经济发展与全球金融危机”为主题的学术演讲会。这次会议不仅扩大了社科文献社在欧洲甚至西方主流媒体中的知名度，提升了皮书系列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更重要的是，它为社科文献社融入世界学术舞台、帮助世界了解当下中国发展变化寻找到一条新的路径。

　　有了法兰克福书展的成功经验，谢寿光便将目光投向了自己多年来一直非常关注的北美亚洲年会。从2012年起，谢寿光每年亲自带队奔赴北美亚洲年会，并组织强大的专家学者和编辑队伍，利用西方媒体和中国驻外媒体在全球学术舞台掀起一次次的营销推广浪潮。“这是研究东亚尤其是当代中国的最权威的话语平台，每年都有我们的声音，有我们的成果展示，有我们邀请的著名中国学者做学术推广和演讲。”

　　2014年，《世界创新竞争力发展报告》发布会在联合国大厦召开，站在全球学术出版的舞台上，社科文献社再一次证明了自身的实力。

　　2016年，社科文献社俄罗斯分社成立，正式开启了全球化布局步伐。未来，作者、编辑、出版内容、营销行为都将被置于国际学术出版市场的大平台之上，谢寿光认为：“只有实现在全球范围内约稿、组稿，让国际顶尖的专家学者在我们的平台上刊发原创学术研究成果、打造国际权威的中文学术出版平台，才算真正赢得了国际学术话语权。”

　　全面融合发展实现知识服务价值最大化

　　“我们的融合出版，不仅仅是数字出版和传统出版的融合，而是要全方位地融合。”谢寿光说。

　　山东聊城大学有着中国最大的校门，但在学术上一直没有找到门洞大开的方法。2013年，聊城大学支持做世界史研究的教授们组建了太平洋岛国研究中心。13个太平洋岛国中，绝大部分和中国没有建立外交关系，由于聊城几家企业在太平洋岛国有投资，聊城大学开始做国别研究，全方位查找这些岛国的各种资料。了解到他们的研究动向后，社科文献出版社的新版“列国志”将其纳入，成为其中的“太平洋岛国”系列丛书。

　　合作出书只是开始。社科文献出版社为聊城大学建立太平洋岛国智库平台，把全球所有关于岛国研究的论文和政府文件都聚合到平台上，为其科研提供各种书籍和服务，促成太平洋岛国集刊和蓝皮书的出版发行。在这个过程中，聊城大学从一个不太知名的大学，变成中国太平洋岛国研究的权威学术机构，被确定为太平洋岛国研究基础和研究中心，外交部也把它作为岛国研究的智库。

　　社科文献出版社作为背后推手，不只是完成了图书和数据库出版的基础动作。谢寿光说：“太平洋岛国是‘一带一路’的延伸性国家，我们帮助聊城大学把它和国家智库战略对接上，同时又把国际出版的概念放进去。”在谢寿光看来，这就是社科文献出版社这个平台点石成金的能力——为合作伙伴创造最大的价值。

　　很显然，这些都不能完全涵盖这家雄心勃勃的知识服务商的多个面向。在学术出版、学术评价、知识服务的闭环中，社科文献出版社已经摸索到了属于自己的商业模式，在一条看似狭窄的学术出版道路上演绎着丰富的想象力和可能性。

　　社科文献出版社用20年的时间追赶了西方同行数十年数百年跑出的里程，快速实现了“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发展目标。总结经验之时，谢寿光感慨：“出版是一个专门的行当，需要工匠精神，需要执着坚守。”这其中凝聚着他半生奉献中国学术出版事业的哲思。因此，在社科文献出版社建社30周年之时，他向全社员工提出了“不忘初心、方得始终”的要求，也正是希望所有同行者能够在飞奔前行的同时时刻回望本源，这才是积淀社科文献学术出版百年大业的根基。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