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远的距离，就是我坐你对面，你却在抢红包。”刚刚过去的这个春节，因为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手机红包大战而发生了一些变化。昨日，掀起这轮轰轰烈烈大战的两位主角微信和支付宝分别发布数据：春节期间微信红包收发总量为32.7亿次，“春晚摇一摇”互动总量超过110亿次，截至大年初三支付宝红包总参与人数（除去重复参与人数）就已经超过1亿。这一数据着实惊人，甚至有点“疯狂”。

　　去年整个春节，只有800万微信用户参与争抢4000万个红包，而今年春节这一数据迅猛增长……去年春节“小荷才露尖尖角”的手机红包，今年春节正以势不可挡之势，掀起一阵又一阵波澜。在手机红包改变传统风俗的同时，是互联网巨头对移动支付和线上社交圈的激烈争夺，以及众多商家通过这一新的传播途径对用户眼球的吸引。

　　“疯狂”的手机红包背后，是“疯狂”的抢红包者，更是“疯狂”的市场份额之争。

　　男子除夕收近7万元微信红包

　　除夕夜央视春晚吉祥物“羊羊”一声令下，电视机前的老老小小不停晃动着手机……和央视春晚结合，这是去年漂亮取得“珍珠港逆袭”的微信在今年春节使出的奇招。微信团队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除夕当晚除了广州、深圳、北京等多个产品及技术团队加班、监控着后台微信红包数据外，就连央视春晚的后台还有一小块区域是微信团队的前线指挥部，“摇一摇抢红包的时间要严格对齐春晚的时间和产品后方支撑人员的时间。”

　　昨日，微信团队公布数据显示，除夕夜“春晚摇一摇”互动总量超过110亿次，其中22时34分出现峰值达每分钟8.1亿次，全球185个国家都有人参与春晚微信摇一摇。除夕当天，微信联合京东、泰康、微店等品牌商家共发出了5亿元现金红包。

　　红包大战的另一主角支付宝同样把高潮戏安排在除夕晚上。从除夕晚上20时开始，每个整点支付宝首页都会上演一场“打地鼠”游戏。支付宝数据显示，仅除夕夜的24小时内（2月18日凌晨1时到2月19日凌晨1时），就有6.8亿人次参与了支付宝的红包游戏，仅除夕夜支付宝红包的收发总量就超过2.4亿个，总金额达到40亿元（包括现金和代金券）。而截至大年初三，支付宝红包总参与人数就超过了1亿。

　　除了互联网大佬们阔气撒出的大把红包外，亲友间的互动发红包也成为春节的一大娱乐项目。微信数据显示，来自深圳的一位男性用户除夕当日收取69478.31元，成为微信红包榜的头名；而支付宝方面，来自杭州市的朱先生春节开启了“群红包撒钱模式”，总共发出了64520个支付宝红包，红包总金额高达26万元，成为全国最慷慨的土豪。

　　支付宝和微信各为补短板

　　微信方面，截至正月初五，微信红包收发总量为32.7亿次；截至大年初三，支付宝红包总参与人数则超过了1亿。此外，支付宝的数据显示，除去商户发送的红包外，用户个人发送的支付宝红包平均金额为59.1元，不少用户将红包作为家人、朋友间的亲密互动交流，而非纯粹的“发钱”。而此前双方公布的数据显示，春节期间包含微信、QQ、支付宝在内，腾讯和阿里两家将一共向用户发放超过80亿元现金和代金券红包。

　　在市场研究机构DCCI互联网研究院院长互联网专家刘兴亮看来，无论是支付宝还是微信，此次“红包大战”都是在上演移动支付的用户教育升级版。

　　艾瑞咨询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第4季度，阿里巴巴公司支付宝占据第三方支付领域48.8%的市场份额，微信支付背后的财付通占18.7%。“通过轻松有趣的红包，可以养成用户的移动支付习惯。如果用户不绑定银行卡就没法发红包，也没法提现，对于互联网企业来说，发展新用户成本很低。”刘兴亮说。

　　“用户一想到聊天，就会想到微信；反之想到支付，就会想到支付宝。”电商观察人士鲁振旺表示，通过手机红包大战，微信希望获得更多的移动支付入口，支付宝则希望增添社交性，各自补足自己的短板。在一定程度上，支付宝和微信在这场春节红包大战中实现了“共赢”。

　　移动支付广阔的市场前景，正是互联网巨头们投入真金白银的动力。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表示，今年红包中有包括打车软件、微店、视频网站提供的各种移动服务的代金券，商家已经将目光投向移动付费应用，希望提供给用户尝试多种O2O应用的机会。

　　新闻延伸

　　手机红包要交税？

　　春节里大伙儿抢红包抢到手软的同时，一条“微信红包还要收税”的消息也不胫而走，让不少人大跌眼镜。消息称，微信红包涉及资金转移，接受资金一方存在缴纳个人所得税的问题。

　　对此，北京市国家税务局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微信红包”所得具有较大偶然性，根据我国《个人所得税法》，偶然所得税率为20%。然而《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规定，偶然所得是指“个人得奖、中奖、中彩以及其他偶然性质的所得”。“《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并未对偶然所得作出具体金额限制。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往往以金额较大作为一项判断标准。”

　　依据目前微信对于微信红包的规定，红包金额单次不超过200元。对此，北京大学金融法研究中心博士李明分析认为，对于民间红包赠与，我国法律并无明确规定，对民间习俗宜采取容忍态度。“微信红包”的参与人群范围更广，与传统的亲属间红包赠与行为也有一定差别，因此其法律地位仍需明确。不过，考虑到征税带来的操作成本与社会效应，“微信红包”的所得税征收问题更多只是一个理论问题，不太具有可操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