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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就皖南事变对新华社记者谈话发表始末

万京华

2013年09月22日09:50    来源:中国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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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万京华

  翻开由新华通讯社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合编、新华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为新华社撰写的新闻作品》一书,其中第一篇文章就是毛泽东撰写的《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为皖南事变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这篇文章也曾被选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等书,是毛泽东运用对新华社记者谈话的方式发表政治主张的名篇之一,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虽然接受了团结抗日的主张,但是国民党的一些主要当权者并没有放弃反共方针。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亲英、美派集团表现出很大的妥协倒退倾向;另一方面,蒋介石集团的反共倾向也明显增长,他们不仅在舆论上大肆进行反共宣传,还大搞特务活动,迫害共产党人、爱国人士和进步青年,并且多次制造军事磨擦,直至发动大规模的武装进攻,前后掀起三次大的反共高潮。中国共产党正确分析相持阶段到来后国际国内的复杂形势,提出了坚持团结抗战,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方针。除军事上在坚持自卫的前提和原则下对国民党的进攻予以反击外,中国共产党还在宣传舆论战线上与国民党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1941年1月4日,奉命北移的新四军军部及其所属皖南部队9000余人,从云岭驻地出发往长江以北,6日在安徽泾县茂林地区突遭国民党军队七个师8万余人的包围袭击。新四军部队英勇奋战七昼夜,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除约2000余人突出重围外,大部分壮烈牺牲或被俘。军长叶挺在同国民党谈判时被扣押,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在突围中被叛徒杀害。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是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最高峰。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顽固派开动宣传机器,妄图欺骗舆论,他们诬蔑新四军“叛变”,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声称将把叶挺交付“军法审判”。中共中央立即领导全党在政治上进行坚决反击,在军事上做好迎击顽军的充分准备,并发动了广泛的抗议活动。

  围绕皖南事变,新华社先后播发了中共中央的一系列通电、命令和谈话,如《朱彭叶项抗议皖南包围通电》、《中共中央发言人对皖南事变发表谈话》、《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命令与谈话》、《新四军将领就职通电》、《新四军将领声讨亲日派通电》等,以及一系列消息和评论,有力地揭露和谴责了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皖南事变的罪行。毛泽东在皖南事变前后,为处理有关事宜和问题付出了大量心血,这些通电、命令和谈话有不少都是由他亲自起草、撰写或修改的。根据中央政治局的决定,1月20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的身份对新华社记者发表了关于皖南事变的谈话。

  1941年1月26日在延安出版的《新中华报》第一版上,以《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命令与谈话》为标题,刊登了中革军委发表的“命令”与发言人的“谈话”。全文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命令”,全文引述了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的内容,第二部分“谈话”即前面所提到的《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为皖南事变对新华社记者谈话》。

  值得注意的是,《新中华报》当时刊发这篇谈话时在正文前还有一段简短的文字说明,内容为:“新华通讯社记者,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一月十七日发布命令,宣布新四军叛变取消该军番号,并将该军军长叶挺交付法庭审判,实属抗日阵营中之巨大突变,特访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询问事变之意义与处置之办法,承该会发言人发表谈话如次”。《毛泽东选集》等书在收入这篇文章时均省略了前面这段说明文字。

  实际上,由新华社播发的《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命令与谈话》整篇稿件都是由毛泽东所写的。时任新华社社长的向仲华后来曾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皖南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发言人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就是毛主席亲自写的。”1960年4月15日,新华社国内部资料组的同志在收拾整理办公物品时偶然发现一个旧书箱,并从中发现毛泽东重要手稿8件,其中就包括皖南事变后发表的这篇《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命令与谈话》的部分原稿。这些重要手稿后来由新华社移交给中央档案馆保存,是毛泽东巧妙运用新闻宣传手段开展对敌斗争的珍贵史料。

  毛泽东撰写的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为皖南事变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尖锐地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破坏抗战,实行反共,阴谋分裂和投降的罪行,对他们提出了严重警告。毛泽东在谈话中指出:“此次皖南反共事变,酝酿已久。目前的发展,不过是全国性突然事变的开端而已。”接着他分析了时局发展以及日寇、亲日派镇压中国抗日运动的阴谋和计划,点明了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皖南事变的实质:“皖南事变及重庆军事委员会一月十七日的命令,不过是一系列事变的开始而已。特别是一月十七日的命令,包含着严重的政治意义。因为发令者敢于公开发此反革命命令,冒天下之大不韪,必已具有全面破裂和彻底投降的决心。”毛泽东还指出:“目前全国人民的紧急任务,在于以最大的警惕性,注视事变的发展,准备着对付任何黑暗的反动局面,绝对不能粗心大意。”“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不但有责任,而且自问有能力,挺身出来收拾时局,决不让日寇和亲日派横行到底。时局不论如何黑暗,不论将来尚须经历何种艰难道路和在此道路上须付何等代价(皖南新四军部队就是代价的一部分),日寇和亲日派总是要失败的。”

  毛泽东在这篇谈话中提出了解决皖南事变的十二条办法,包括:第一、悬崖勒马,停止挑衅;第二、取消一月十七日的反动命令,并宣布自己是完全错了;第三、惩办皖南事变的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三人;第四、恢复叶挺自由,继续充当新四军军长;第五、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第六、抚恤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第七、撤退华中的“剿共”军;第八、平毁西北的封锁线;第九、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爱国政治犯;第十、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第十一、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第十二、逮捕各亲日派首领,交付国法审判。他说:“如能实行以上十二条,则事态自然平复,我们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必不过为已甚。否则,'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反动派必然是搬起石头打他们自己的脚,那时我们就爱莫能助了。”

  毛泽东的这个谈话和他提出的解决办法,在社会上引起了重大反响。不仅在党内得到一致拥护,而且也深受党外人士的好评。通过政治上的坚决反击和广泛的抗议活动,国民党统治区人民充分了解了皖南事变的真相,社会舆论普遍对蒋介石政府表示不满,国际舆论也对这种“磨擦”行为进行谴责,使得蒋介石集团在政治上陷于空前孤立。3月6日,蒋介石被迫在国民参政会上表示,保证“以后再亦决无剿共的军事”。至此,国民党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被打退。这以后,国共关系又逐渐走向一定程度的缓和。

  毛泽东在皖南事变后亲自起草和撰写的《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命令与谈话》一文,是他冷静应对复杂局势和棘手问题、巧妙运用新闻宣传手段开展对敌斗争的具体体现,在中国革命史与新闻史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影响。

  曾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胡乔木后来谈到皖南事变前后这段历史时指出:“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在整个抗战中,是毛主席思想发展的一个高峰,在整个毛泽东思想中也有一定的地位。”“经过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我们党内更团结了,毛主席的领导威信大大提高了。这半年的斗争,对后来抗战、解放战争初期的胜利都有很大的意义。”

  (作者:新华社新闻研究所新闻理论与新闻史研究室副主任,高级编辑)

  原载于2013年9月《中国报业》杂志                                            

(责编:陈晓、胡线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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