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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在危机事件中的角色定位

熊建春 

2012年08月23日14:11    来源:中国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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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既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同时也处于社会矛盾高发期。从近年来各地的情况看,各类突发性、群体性危机事件数量增多、涉及面广,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社会和谐稳定的突出问题。

  危机事件发生后,媒体记者通常会在第一时间接到线索并赶到现场采访。在采访报道危机事件中,记者对自身角色应该怎样定位?

  危机事件中记者角色定位错误的危害

  危机事件,通常包含突发性事件、群体性事件两种,人们一般习惯笼统地称其为“突发事件”,包括各种自然灾害、严重事故、恐怖主义行为及重大群众性骚乱等。

  事实上,“突发事件”的说法并不规范,其所涵盖的时间外延也过于狭窄,因为突发事件对社会的影响不是转瞬即逝,而是会持续一个过程。目前,国外更多地使用“危机”这个概念。

  关于“危机”的定义,美国学者罗森豪尔特认为,危机是指“对一个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和行为准则架构产生严重威胁,并且在时间压力和不确定性极高的情况下必须对其作出关键决策的事件”。

  而所谓“记者角色”,是指与记者的社会地位、身份相一致的一整套权利义务的规范与行为模式,包括人们对记者身份的期待和记者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角色意识。在任何一起危机事件中,因职业原因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关注并参与进来的媒体记者,如果对自身角色定位不准或错误,都可能产生不可挽回的危害和影响。

  2008年发生在河北蔚县的“7·14”矿难,是危机事件中考验记者角色定位的一起典型案例。当时,该县为了瞒报矿难使出了“非常手段”,最终“巨款摆平家属,记者排队领红包”,两天时间内有23家“媒体”的28人登记领取“封口费”,后经北京一家媒体披露,当事记者身陷“红包门”。试想,这次事件中,如果黑幕不被坚守正义的记者及媒体披露,蔚县在矿难危机事件中用金钱就摆平了一切,他们会查找、反思矿难发生的根源并整改吗?相关责任人会受到处理吗?更多矿工的生命安全能够得到保障吗?在利益面前,众达23家媒体的记者忘却了自身角色定位和社会责任,失去了原则,违反职业道德,收受红包后缺位、失语,纵容违法,危害极大。尽管该事件最终得到了处理,但在这次矿难危机事件中身陷“红包门”的记者们,其行为严重损害了新闻媒体及记者在广大群众心中的形象,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如果说,上述案例是涉及记者职业道德范畴的违纪违规的角色错位,那么下边这起案例,则是一起因记者角色定位不准直接引发的危机事件。

  2011年9月7日,一名出生仅6天的婴儿无法正常排便,深圳市儿童医院建议做造瘘手术,媒体报道称全部费用需“10万元”;患者父亲拒绝了手术,到另一所医院仅开了0.8元的石蜡油,即缓解了孩子症状。这一事件被公众称为“8毛门”。该事件被媒体大炒特炒,造成社会上对深圳儿童医院等公立大医院的质疑和反感,使医院方陷入信任危机。而后来孩子病情反复,最终在武汉同济医院接受巨结肠切除手术,花费23886.43元。事实结果说明,此事件中,被舆论攻击的深圳市儿童医院早期诊断的孩子患“先天性巨结肠症”和事件炒作中该院重申“整个费用在2万元左右”与事实相符。后来,这一事件以患者父亲公开向深圳市儿童医院致歉而收尾。

  其实,该事件中更应该致歉的是媒体记者,因为这是因记者角色定位不准引发的一起“公立医院信任危机事件”。造成这样的后果,是因为一些媒体记者在这起医疗个案中炒作成份太重。虽然事件后期,媒体记者客观报道了事件进展和患者家长致歉的新闻,但在今天看来,一些记者早期报道的是十足的假新闻。

  分析导致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一是记者报道中没有遵循客观真实的报道原则,没有把握事件根源、本质和真相;二是记者带着受社会影响的个人情感,角色定位出现偏差和错位。社会普遍认为大医院看病难、看病贵,在这种大背景之下,记者采访时无意中带有对医院反感、对患者同情的情感,进而偏听偏信患者家属介绍,不深入采访核实,盲目进行报道,最终造成了社会负面影响。

  危机事件中记者角色错位的原因

  在笔者看来,除了因违反职业道德的违纪违规致使记者角色错位外,危机事件中记者角色错位通常有三大原因。

  一是条件所迫——畸形的竞争

  媒体从无到有,再到今天的“繁盛”,是导致畸形竞争的根源。前面提到的“8毛门”等新闻现象,是当代部分新闻媒体价值取向偏离的表现,谁抢到头条,谁似乎就变成了赢家。这使一些媒体及记者在危机事件中失去了应有的淡定,不能客观报道突发危机事件,进而使一些事件更加复杂化。

  如深圳保安区一名联防队员强暴杨武妻子事件,在社会上影响极大。在这一事件中,媒体记者角色定位就受到了质疑。当时第一篇报道中,记者在与杨武的对话中说,“你太懦弱”。很多人认为,记者这句话不该说。在采访中,没有忠实客观地做一个记录者、见证者,主观揣度他人,评判他人,纠正他人,却忘了问,“为什么是这个人在这个事件中做出了这样的选择?”这个受到批评的记者就是典型的角色错位。

  二是环境所限——缺位与失语

  由于历史原因,各地长期以来形成的处理危机事件的环境是,危机事件一旦发生,事发地政府或相关单位首先想到的是“危机公关”和“媒体灭火”,以致很多“被灭火”或“被要求”不报道的媒体失语。这使很多记者特别是党媒记者在接到危机事件信息时,就担心采访后报道不出来,第一反应就是不前往现场采访,以致最后记者角色缺位,媒体普遍失语,这对危机事件的处理很不利。

  随着近年来国内贵州“瓮安事件”、云南“孟连事件”、甘肃“陇南事件”、四川“汉源事件”等群体性危机事件的发生,以及受网络时代来临的影响,各级政府已经清醒认识到,在危机事件处理中,增强透明度,及时公开事情进展和真相,更能掌握主动权,更有利于危机事件的处理。这也给媒体记者在危机事件中不缺位、不失语带来了越来越好的环境。

  如2009年全国盛传的“针刺事件”出现后,笔者所在的南充市也因个别人的恶作剧导致社会上盛传“南充发生针刺事件”的谣言,谣言被夸大后闹得满城风雨。南充市政府立即通过综合公安、卫生及市级媒体记者收集到的情况,在《南充日报》等权威媒体上刊发了笔者撰写的《南充依法严厉处置散布针刺谣言者》,让群众及时了解事件真相,攻破了谣言,事件很快得以平息。

  三是认识模糊——不知报道原则

  一些记者在采访报道危机事件时角色定位走向两个极端,非左即右,对自身到底应有怎样的角色定位认识模糊、茫然,不知究竟怎样采访报道才更有利于社会大局。

  正确定位记者在危机事件中的角色

  综上所述,作为掌握着更多话语权的媒体记者,面对危机事件正确定位自己的角色十分重要。笔者以为,应坚持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发挥社会守望功能

  危机对于一个组织和政府来说,可能是灾难,也可能是转机。危机潜在期,媒体记者如果能够及时向政府传递有关潜在危机的信息,就会防范危机的爆发。而这就需要媒体记者发挥好社会守望功能。诚如普利策所言,“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嘹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发出警告。”守望有监督、监测、守门、嘹望、放哨之意,这在突发事件中犹为重要。如果危机事件是从量变转向质变,这个守望作用就能够避免或减少危机事件的发生,减轻社会影响及危害。

  在关键时刻,记者在采访记录事件时,更多的是在危机事件和政府之间发挥着信息沟通的桥梁作用,体现的是记者的责任意识。

  第二,忠实记录危机进展

  从近年来的诸多事件来看,危机事件发生后,一些责任单位见到事态难以控制,就会给当地党政机关汇报“那是一起偶然的群体性事件”“那是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在指使”等,以推脱或减轻责任。这时就需要记者在第一时间将最真实的情况及时反馈给党委政府,以便决策。这要求记者赶到危机事件现场后,必须忠实于事件本身的事实,真实、客观地进行采访和求证,准确把握事件的本质、根源和真相,切忌偏听偏信、以偏概全,妄加判断,以免信息失真,致使政府决策失误。

  2006年11月14日凌晨,四川南充一名出租车司机在城郊遇害,众多出租车司机以警方出警迟缓为由罢运集聚,引发群体性事件。接到报料后,《南充日报》派出记者深入采访了解到,出租车司机之所以罢运,主要原因是对交管、公安部门平日工作不满,出租车司机遇害只是这起群体性事件的导火索。《南充日报》记者就事件情况及背后原因及时采访成稿,报社以《内参》形式于当天上午送到市委市政府领导办公室,为决策提供了依据。南充市委书记当天带队到两部门调研并勒令整顿,公安、交管立马出台了整改措施,事件很快平息。

  第三,服务大局,讲党性

  危机中最常见的群体性事件是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种表现形式,不能以“敌我矛盾”定性群体性危机事件。记者只有正确地认识、辩证地看待群体性、突发性危机事件,才能准确把握采访报道的度。既然大多数危机事件都是“人民内部矛盾”、我们的记者特别是党报记者,在采访报道中就要讲党性,服从、服务于大局,从有利于维护稳定大局的角度进行报道。

  第四,不引发新矛盾

  记者到达危机事件现场后,以什么样的身份出场,如何进行深入采访,都有讲究。如果处理不当,可能会引发或激化新的矛盾。笔者从所经历和观察收集到的案例中发现,在事件现场,记者一出现,闹事群众情绪可能会更激动,矛盾可能会进一步激化,甚至有可能造成事态失控。

  记者如何定位角色,避免在危机事件中引发新的矛盾,总体来讲应注意三点:

  一是在严重危机事件现场时,记者原则上最好不公开身份,以普通群众的身份暗访,在群体中观察和了解事态,需要以记者身份采访群众时,应在背静处进行。

  二是记者在事件现场要就事论事进行客观采访,角色不能错位和越位。不宜将自己当作正义的化身,充当对与错的裁判者,对事件作出评判和处置;不宜对事件妄加评论;不宜成为事件某一方的代言人。

  三是公开报道要客观、公正,做到有理、有据、有节,报道中观点不宜偏激,不宜带有个人情感。早期的报道要做到“速报事实,慎报原因”。

  (作者:四川南充日报社总编辑)

 

(责编:于婷、周文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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