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應鹿：過盡千帆終不悔歸來盛世初心償

　　人民網北京7月15日電（記者 翟轉麗） 新中國成立70年以來，我國外交事業取得了輝煌的成就。老一輩外交官們默默耕耘，在風雲變幻的國際舞台上用行動恪守忠誠、使命與奉獻，向世人展現了中國外交不斷前進、波瀾壯闊的發展歷程。曾出任中國駐突尼斯、巴勒斯坦、埃及以及挪威大使的資深外交官朱應鹿大使向人民網講述了他44年外交生涯中，與新中國一起成長的“酸甜苦辣”。

　　初到非洲難忘的“老八路”式外交

　　朱應鹿的駐外生涯是從非洲的幾內亞開始的。1959年，朱應鹿首次出國，抵達撒哈拉以南第一個與中國建交的國家——幾內亞。那裡的物質和工作條件十分艱苦——20余人的使館，除兩人外都患過非洲瘧疾﹔傍晚開全體會時，穿裙子的女同志都不得不把小腿浸泡在水桶裡，避免成群蚊子的襲擊﹔在高達40多度的溫度下，很多宿舍都沒有配備空調，屋內悶熱難捱。

　　“我在幾內亞經歷過一次難忘的‘老八路’式外交。”據朱應鹿回憶，1959年12月，他陪同使館人員去幾內亞首都科納克裡郊區辦事。他們的汽車經過一條小街時，忽然從一家院子竄出一隻雞，汽車猝不及防，停剎不住，把雞軋死了。使館的一位秘書是早年參加革命的老同志，馬上下車揀起死雞找人認領。當時幾內亞獨立才一年，過去老百姓長期受西方殖民者欺壓，忽然看到幾個外國人開了一輛新車進入場院，有些害怕，可能躲藏了起來，無人回應。最后這位秘書把死雞放在院門一側，旁邊用磚頭壓了一張當地紙幣，並附條說明：中國使館人員不慎軋死雞一隻，特照價賠償。

　　“這件小事體現了中國人平等、誠實、友好的形象，會長久留在飽受欺凌的幾內亞人心中。”朱應鹿說，“此后幾十年間，我三次在非洲國家任職，兩次隨國家領導人訪問非洲。今天中非之間已建立起團結、友好、互信、互利的合作關系，但是我們不應忘記數十年來我國幾代駐非洲的外交、援外和涉外人員為此所做的不懈努力和無私奉獻”。

　　與中東結緣受到阿拉法特17次接見

　　朱應鹿1987年出任駐突尼斯大使，目睹了實行終身制的非洲元老、年屆耄耋的突尼斯總統布爾吉巴遭廢黜。后來，他又兼首任駐巴勒斯坦國大使，其間受到阿拉法特17次接見，深入了解到中東問題，尤其是巴以爭端的長期復雜性。擔任中國駐埃及大使時，朱應鹿看到了埃及這個中東大國為中東戰爭付出的巨大犧牲，也感到它在實現中東和平方面負有重大責任。

　　1990年7月，朱應鹿被任命為首任駐巴勒斯坦國大使。其后四年間，他有幸受到阿拉法特17次接見，近距離觀察、了解這位巴勒斯坦民族解放運動的領袖。

　　“1990年7月下旬，阿拉法特以新成立的巴勒斯坦國總統身份，在其官邸書房裡親切會見我這位首任大使。我第一次看到這位一生憂國憂民、為巴民族解放事業奮斗終生的悲劇英雄，臉上露出難得一見的微笑。”朱應鹿至今難忘當時會見的場景。

　　朱應鹿一直心系巴勒斯坦問題，退休后還曾根據個人見聞以及與多位中外中東問題專家交流基礎上的研究所得，撰寫多篇深入分析巴以問題的文章，希望對於關心中東問題的人們，尤其是有關學者和專家，能提供有價值的參考。“我對巴事業的正義性有信心，寄希望於以色列人民，相信巴以雙方有智慧找到合適的解決方式，尤其是對最難的耶路撒冷地位問題。”朱應鹿說。

　　駐節挪威4年增信釋疑化解分歧

　　1994年，朱應鹿出任駐挪威大使。盡管當時兩國關系已經進入恢復上升期，但在四年任期內，雙方圍繞人權、涉藏問題的斗爭時緊時鬆，始終不斷。使館一直努力沖破挪威的輿論封鎖與限制，讓公眾直接聽到中國的聲音。

　　朱應鹿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介紹中國經濟形勢，他列舉了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各項建設成就，也指出目前還存在的問題。幾天后，出席記者招待會的挪威《經濟日報》記者幾乎全文把講話內容刊登在報紙上。

　　此后，使館各級外交官主動與挪威各界廣泛接觸，通過深入淺出的談話，介紹中國真實情況。他舉例說：使館有一位秘書，他對當地人說，中國人口多，是挪威的300倍，底子薄，情況和文化傳統又不同，不能拿你們的尺度來衡量、要求中國。這種說法，對方容易接受。朱應鹿也利用大使身份與政府高官、企業家、新聞記者、漢學家等各界人士廣泛接觸，採取個別交談、座談，以及報告會等多種形式介紹中國。

　　“挪威與我國無直接利害沖突，雙方的分歧更多是由於歷史、文化、傳統不同，價值觀差異，加上西方長期反華宣傳影響造成的。因此，我們應把工作重點放在通過多種渠道和方式做好解釋交流、增信釋疑上，同時繼續發展兩國各方面的友好合作關系。”朱應鹿指出。

　　經過雙方幾年的共同努力，包括兩國領導人的互訪、民間接觸和新聞媒體交流，兩國不僅在人權等問題上增加了相互了解，而且各方面的友好合作，包括經貿關系也得到了較大發展。

　　一生奉獻祖國壯麗的外交事業

　　“我人生的最大機遇還是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使我這個江南小鎮上普通人家的子弟后來逐步成長為新中國第一批不帶翻譯的駐外大使。”現年已經85歲的朱應鹿大使至今仍然記得，1950年年底，他從家鄉蘇州出發，乘坐敞篷車經過兩天兩夜的顛簸，第一次抵達首都北京，經過天安門廣場的場景。

　　當時朱應鹿隻有16歲，在蘇州中學讀高二。他積極響應國家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號召，決心投筆從戎，報名參加了軍事干部學校，后被北京外國語學校（現北京外國語大學前身）錄取。“黨和政府把各地參加軍干校的500名學子調到外校學習是為了造就專業的外語人才，以適應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外交工作的新局面。我們這些參軍的學生，也把到外校學習看作是參加革命。”朱應鹿介紹道。

　　外語學校物質生活簡朴，教室、宿舍條件簡陋，吃飯沒有桌椅，一盆菜放在地上，大家圍在一起蹲著用餐，但是精神生活非常豐富，系統學習馬列主義、中共黨史等基礎理論知識，聽外交部領導做報告，讀《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社會發展史》等。

　　“這段經歷對我一生的發展起了重要作用，幫助我在年輕時期解決了理想和信念問題，初步樹立了正確人生觀。”朱應鹿強調，“1954年離開外校幾十年間，國家遇到多次大的曲折和困難，我個人也幾次身處逆境，但我對新的社會制度總是滿懷信心，對工作的執著也始終如一。這同我青年時期在學校奠定的正確人生觀是分不開的”。

　　回顧個人漫長而不平凡的人生道路，朱應鹿不無感慨地說：“我已把自己的精力與智慧奉獻給祖國壯麗的外交事業。目前，我們國家盡管還存在不少問題和困難，但恰是我68年前參加革命，在北京外國語學校經過政治理論學習后所憧憬的那種新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