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責利器穩步持續發力（深度關注）

　　核心閱讀

　　各地交出今年監督執紀問責半年“成績單”，問責佔據重要“篇幅”

　　將政治性問責與專業性問責相結合，讓問責更精准，使干部真正把責任扛起來

　　問責不僅是全面從嚴治黨利器，也是推動工作落實、維護群眾利益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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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聽取關於吉林長春長生公司問題疫苗案件調查及有關問責情況的匯報，會議強調，要對失職瀆職行為嚴肅問責，7名省部級干部和35名非中管干部被問責。黨的十九大以來，隨著全面從嚴治黨向縱深推進，問責作為全面從嚴治黨的利器，威力愈發凸顯。

　　問責力度不斷加大，震懾作用持續走強

　　6月27日，中央紀委公開曝光湖北、廣東等地的7起落實管黨治黨主體責任和監督責任不力被問責的典型案例。這是黨的十九大后首次發布主體責任和監督責任落實不力典型問題通報，釋放出持之以恆推動全面從嚴治黨向縱深發展、以問責倒逼“兩個責任”落實的強烈信號。

　　“十九屆中央紀委二次全會提出，加強對所轄地區和部門黨組織履行全面從嚴治黨責任情況的監督檢查，用好問責利器，做到失責必問、問責必嚴。”中國人民大學廉政建設研究中心教授周淑真表示，從近期通報看，問責工作正穩步持續發力。

　　2018年過半，各地交出監督執紀問責半年“成績單”，其中，問責佔據了重要“篇幅”。各地紀檢監察機關堅持失責必問、問責必嚴，把問責作為推進全面從嚴治黨的有力抓手。

　　為解決第一責任人職責和班子成員“一崗雙責”落實不到位等問題，浙江嚴格落實“一案雙查”制度，既追究黨委主體責任，也追究紀委監委監督責任。今年以來，浙江共問責黨組織26個，問責黨員領導干部430人，其中黨紀政務處分74人，相比去年同期分別增長136.4％、68.6％、37％。

　　和浙江一樣，不少地方紀檢監察機關持續加大問責力度。今年以來，廣西緊盯政治建設、重點領域、關鍵少數，嚴查履行主體責任不到位甚至空轉的行為，上半年共查處黨的領導弱化、黨的建設缺失、全面從嚴治黨不力等問題524起，問責黨組織45個，問責黨的領導干部552人﹔今年2月至3月，福建由省委書記牽頭，對全省2017年度全面從嚴治黨主體責任落實情況全面檢查，共問責追責376人……

　　問責情形更加具體，推動責任落實落細

　　分析近來問責通報可見，除了管黨治黨不力、“兩個責任”落實不力外，還出現了其他情形的問責，且問責情形越來越具體：

　　浙江對膽敢向扶貧項目資金“伸黑手”的實施“一案雙查”，今年1至7月，全省共查處扶貧領域違規違紀問題971起，處理1460人，問責283人﹔

　　廣東對懲治涉黑涉惡腐敗和“保護傘”工作情況開展專項督導，對工作推動不力、有黑不打、有惡不除、群眾反映強烈、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的，嚴肅問責﹔

　　陝西強化生態環境保護和優化營商環境監督執紀問責，查處破壞營商環境問題1039起，追究問責1939人，其中黨紀政務處分119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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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對於生態保護、掃黑除惡、營商環境等領域工作不力的問責依據是什麼？

　　《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規定了6種問責情形，其中除對全面從嚴治黨不力等問責情形的規定，還包括“黨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黨中央的決策部署沒有得到有效貫徹落實，在推進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中，或者在處置本地區本部門本單位發生的重大問題中領導不力，出現重大失誤，給黨的事業和人民利益造成嚴重損失，產生惡劣影響的”等問責情形。

　　“生態環保、掃黑除惡、精准扶貧等工作都是當前黨中央重大決策部署，對於這些領域工作推進不力，就是沒有有效貫徹落實黨中央決策部署。”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教授辛鳴說，“而且，這些領域的工作事關群眾切身利益，推進不力就會給群眾造成嚴重損失，理應問責。”

　　動真碰硬、聚焦重點領域突出問題，加大問責力度，問責不僅是全面從嚴治黨的利器，也是推動工作落實、維護群眾利益的利器。

　　5月18日，全國生態環境保護大會在京召開，會議強調，對那些損害生態環境的領導干部，要真追責、敢追責、嚴追責，做到終身追責。5天后，中央紀委通報曝光6起生態環境損害責任追究典型問題，以強有力的問責壓實生態文明建設政治責任。

　　同樣，圍繞打贏脫貧攻堅戰這一重大政治任務，各級紀檢監察機關對扶貧領域的腐敗和作風問題嚴肅問責。上半年，全國共查處扶貧領域腐敗和作風問題4.53萬個，處理6.15萬人，其中屬於問責情形的1.65萬人，佔總數的26.83％，另有807個單位被問責﹔問責人數佔比與去年相比提高15.89％，問責力度明顯加大。被問責人員中，各級黨委政府、職能部門“一把手”和村黨支部書記、村委會主任佔32.17％。

　　“動員千遍，不如問責一次。問責的一個基本原則是失責必問、問責必嚴，要讓黨員干部認清自己所擔負的責任，在工作中履職盡責。”辛鳴說。

　　方式多樣、有的放矢，讓問責更精准發力

　　各領域各行業分工不同，職責也不同，如何把責任落實落細，問責如何有的放矢，嚴謹細致又具可操作性的問責辦法必不可少。記者梳理發現，各地根據問責條例並結合當地實際，積極創新機制，進一步細化問責事項，規范問責程序，確保問責精准發力。

　　海南省紀委監委細化問責情形、列出“負面清單”，明確了24種具體問責情形，細化問責啟動、決定、申訴、執行等環節﹔

　　雲南把黨委落實主體責任的內容和要求細化為28項責任清單，列出了紀委監委履行監督責任不到位的12項“負面清單”﹔

　　福建廈門市對黨委班子、主要負責人及班子其他成員主體責任清單內容、格式等作出具體規定，監督指導每位領導干部制訂可操作、可檢查、可追責的主體責任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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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地在具體操作中細化問責情形，增強了問責條例的可操作性。”周淑真說。

　　安徽將日常監督作為問責線索重要來源，今年1至6月，全省共問責1954例，包括166個黨組織和1788名黨員干部，給予黨紀政務處分886人，同比上升126％。省紀委監委有關負責人表示，在日常監督中發現了一批問題線索，嚴肅問責失職失責干部並督促整改，以推動管黨治黨責任全面覆蓋、層層傳導壓力。

　　四川充分發揮媒體在問責中作用，以電視直播形式把紀檢監督、群眾監督、媒體監督結合起來，開創“陽光問廉”方式，聚焦干部作風、脫貧攻堅等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民生難題和“四風”問題。近年來，四川通過“陽光問廉”問責2218人，處分1028人。

　　黨建專家表示，下一步應將政治性問責與專業性問責相結合，“各級各地黨組織必須明確其擔負的職責是什麼，是履職盡責還是失職失責，先從專業性角度來衡量，再根據黨紀國法來定性問責，讓問責更精准，促使干部真正把責任扛起來。”

　　《人民日報》（2018年09月25日1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