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動"呼格案"復查的記者湯計：退休后的新聞人生新跑道

    干了30年記者，退休后，湯計卻每天都在“化緣”。

　　幾十年來，他習慣了每天一睜眼就讀書讀報，但現在更要緊的事兒是“搗鼓”微信。除了看新聞，還要轉發一遍籌款募捐的網站鏈接，幾乎天天不落。

　　湯計曾是新華社內蒙古分社編委、高級記者，如今習慣了放低姿態。他編輯信息，加上“舍是一種得”“捐一點吧”的前綴，句末再留幾個笑臉，然后點擊發送……捐款零零碎碎地打進來，有時是幾十元，有時是幾千元，他都全部收下。

　　2017年9月27日，以他名字命名的“湯計人道傳播基金”在中國紅十字基金會設立。這個基金專門針對新聞人而設立，致力於表彰救助因公致殘或陷入困境的媒體人。這也是目前中國唯一用於新聞從業人員的慈善項目。

　　他第一時間就將消息轉發到了自己的朋友圈，也隨手發給了一些好友。截至目前，該項目已有1283人捐款，共籌到12.7萬元。

　　“人生換了條跑道，可還是和新聞有關。”今年61歲的湯計鄭重地說，“我想為新聞人建一座豐碑，讓杰出的記者永遠留在豐碑上。”

　　此前，湯計因為呼格吉勒圖（以下簡稱“呼格”）案，在新聞界頗有名聲。1996年，內蒙古自治區呼和浩特市卷煙廠年僅18歲的職工呼格被認定為一起奸殺案的凶手。案發僅62天，法院就判他死刑並立即執行。

　　9年后，真凶因其他案件落網。時隔多年，真凶仍能在已拆遷變樣的樓群中准確指認犯罪現場，並能說出被害人當時的穿著細節。雖然這些對上了呼格口供裡的模糊地帶，但呼格案卻沒有任何鬆動的跡象。

　　呼格父母上訪多年沒有結果，他們輾轉找到了湯計。彼時，湯計已經在新華社內蒙古分社當了20多年政法記者，得知消息后，他立刻跑去找專案組核實。

　　在不少警察看來，呼格案是典型的冤案，但呼市公安局的主要領導卻不願翻案——當年不少辦案人員早已高升，如果查下去，可謂是“牽一發而動全身”。湯計決定“死磕”真相，他一共發了6篇內參和3篇其他報道。在他30年的新聞職業生涯中，有三分之一的時間都和呼格案有交集。

　　2014年12月15日，在含冤18年后，呼格終於被法院宣告無罪。隨后該案的追責結果公布，公檢法系統共有27人被處分。這起震驚全國的平反案最早的報道者湯計，是當之無愧的推動人。

　　在採訪時，他幾乎找遍了相關的公安干警、檢察官、律師、法官、政法委工作人員，也努力地“給領導一個抓手”，找准時機在新華社名牌視頻欄目“新華視點”上播出了呼格家人的情況，推動成立呼格案復查組。

　　3篇內參發出后，呼格案復查組成立了，真凶也沒有因為其他罪行而被匆忙槍決。之后調查一度停滯，湯計又發表了兩篇公開報道。緊接著，一大批媒體接踵而至，關於該案的討論和報道一下子鋪天蓋地。在媒體的監督下，呼格案最終獲得改判。

　　在湯計看來，一個優秀的記者能夠通過採訪集聚各種能量，並最終把這些能量“由小溪匯成江河”。“不單單把事件當作選題，更要當成問題來看。”湯計說。

　　十幾年前，呼格的遺體被父母草草埋在住地附近。冤案平反又逢搬遷，他們想給兒子認真地修一座墓。兩位老人都是紡織廠退休工人，家裡的生活一直緊巴巴的。湯計找了幾家企業尋求資助，對方都很慷慨，幾乎沒有猶豫就同意了。

　　這座墓最終在離呼和浩特市區30公裡遠的和林格爾縣安佑生態園內落成。整個案子的來龍去脈都被詳細地刻在了墓碑背面。墓地設計使用了不鏽鋼板和大理石，在湯計看來，“像滴眼淚也像個問號。”

　　這次不那麼正規的募捐，也讓他發現了為新聞事業籌錢的另一種可能。

　　2015年，湯計退休，記者生涯的最后趕上了媒體行業的轉型期。彼時，在移動互聯網的沖擊下，傳統的報道形式正在變革。一些傳統媒體式微甚至消失，更多嶄新的傳播渠道興起。

　　湯計也在尋找著出路。原本不怎麼擺弄手機的他，試水做起了自己的微信公眾號“湯計典頻”，他每天更新兩次，點評時事，有時候還會附上一段音頻，目前已有15萬粉絲。

　　“傳播技術和方式的改變，讓內容生產和傳播的門檻大大降低，新聞變多了，但雜音也多了，人們更需要有深度的內容。”他希望記者能夠沉下來，專心積累，用專業經驗生產出真正有價值、有能量的新聞。

　　在他看來，記者需要通過手中的筆或鏡頭，將真實、准確、客觀、公正的信息傳達給公眾。新聞不是娛樂，不能僅僅停留在傳播上，而忽略了終極目的——推動社會的發展與進步。

　　這位“老炮兒”記者進入新聞行業，其實有點誤打誤撞。湯計18歲進了工廠，被分配在流水線上干鉗工。當時高中畢業的湯計，在工廠算是高學歷人才，領導常派他寫宣傳板報，后來他被調到廠裡的廣播站。恢復高考后，他考上了中國新聞學院——那是新華社培養新聞專業人才的學校。

　　做記者初期，湯計用一沓沓的紙片記線索，想到哪兒寫到哪兒，寫好了就揣在兜裡。除了睡覺，新聞永遠在腦子裡打轉。因為總在想新聞，他騎自行車時和人撞過，有時熟人跟他打招呼，他也陷在自己的世界裡而沒有聽見。

　　“沒別的，就是熱愛。”他說。也曾有不少好機會擺在湯計面前，他每次都很快回絕：我還是適合做新聞，還是喜歡做新聞。

　　如今，湯計身邊不少媒體人相繼辭職，忙著轉型。新聞從業人員的大量流失讓他覺得特別痛心。“都說新聞人苦，確實如此，做新聞發不了財。記者付出多，風險大，有時候付出和得到不成正比，收入和社會價值相差很大。”他說自己老了，希望年輕的新聞人能夠堅守下去。

　　做了30年的記者，湯計評價自己職業生涯“不算高產，但挺扎實”。他率先發現了呼和浩特市委書記牛玉儒、鄂爾多斯市准格爾旗公安局局長郝萬忠等一批典型人物，獲得過全國優秀新聞工作者、全國先進工作者等榮譽稱號。因為呼格案，他成為新華社成立84年來首個榮立個人一等功的記者，還獲得了第25屆中國新聞獎一等獎。

　　他也撰寫過“王木匠詐騙案”“萬裡大造林案”“草原巨貪徐國元”等響當當的調查報道，受到不少威脅、監視。最嚴重時，有人甚至放下狠話，要花100萬元買湯計的人頭。

　　“記者是無冕之王，人們遭遇麻煩或受到欺凌了才想起找記者。但當記者調查涉黑涉惡涉官報道的時候，就把百姓的麻煩攬到了自己身上，記者也會陷入危險之中。”湯計說。

　　在基金設立之前，他做了不少“功課”：目前，國家撥給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用於救助傷病及去世的新聞工作者的資金，每年隻有100萬元。他也發現，在全國，隻有幾家知名媒體為記者投了人身安全保險，對於更多的新聞從業者來說，這樣的待遇太過遙遠。

　　這些年，他也看過不少媒體人因公受傷。參與天津港“8·12”特大火災爆炸事故報道的一些記者被化學品灼傷﹔派駐戰亂頻發國家的記者，在一些特殊的地區受傷是常有的事。而這些故事，在之后基本都沒了下文。“記者的權利一直缺乏保障”。

　　退休后，湯計擔任內蒙古大學的碩士生導師、北京師范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兼職教授，偶爾也會去一些大學和媒體分享心得。他萌生了用自己的公信力來設置一個新聞獎項的想法。

　　中國紅十字基金會曾設立“天使人道博愛新聞獎”，湯計加入后，這個獎項的名字變成了“湯計博愛新聞獎”。該獎項用於褒獎和傳播那些為人道公益事業作出突出貢獻的新聞作品以及新聞從業人員﹔救助因採寫報道等因公負傷或陷入困境的記者或媒體從業人員，計劃每兩年評選一次。

　　目前，首屆“湯計博愛新聞獎”正緊鑼密鼓地籌備中，並開始接受申報。湯計把單項獎金額提高到了1萬元、2萬元，還有一項最高數額甚至達到了10萬元，“就想讓記者能得到一個像樣兒的獎。”他說。

　　這個獎項的獎金來源於他的基金。在基金設立之初，他就掏出了因報道呼格案獲得的10萬元獎金，又聯合4位企業家，湊夠了210萬元。盡管首屆評獎資金已經落實，但湯計仍在為募款奔走。他給自己定下了目標，起碼要再籌集100萬元。

　　讓他欣慰的是，呼格的父母得知消息后，主動找了過來。老兩口一個月退休金不到4000元，非要捐出1萬元。一番勸說后，湯計最終收下了1000元。

　　湯計的微信好友有幾千人，其中四分之一都為基金捐過錢。有些人的工作與記者“八竿子打不著”，但爽快地捐出幾千元。

　　湯計希望趁身體還健朗，再為新聞事業奮斗10年。他想把基金規模做到1億元，讓它永續利用起來。他的想法其實很簡單，“就希望每個記者都有機會堅守初心，踏踏實實地覺得，做個記者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