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視頻直播中的“全民狂歡”與理性表達的引導

　　摘要：從個人角度看，網絡的匿名性給予用戶進行自我呈現和建構虛擬人格的狂歡廣場﹔從行業角度看，虛擬的狂歡秀場引發了對於商品符號意義的新追求，推動行業發展的同時也存在諸多問題﹔從社會角度看，低准入門檻的網絡直播消解了原有的話語表達體系，尚未成熟的新體系中失范現象屢屢發生。雖然網絡直播中仍亂象叢生，但這一媒介形式終將找到理性表達的平衡點，進而重構我們的信息交互和消費模式。

　　關鍵詞：視頻直播﹔狂歡理論﹔話語秩序﹔虛擬人格

　　蘇聯杰出思想家巴赫金的狂歡理論本是其探索文化美學和詩學的命題，但也適用於很多社會命題的解釋，本文將從該理論出發，結合社會現實情況，對網絡視頻直播的現狀進行分析。巴赫金在其著作中圍繞著狂歡節、狂歡式和狂歡化三個重要概念對該理論進行了論述，狂歡節期間人們可以不受傳統觀念的束縛，彼此平等地盡情歡樂嬉鬧，他認為“狂歡節實際上已成為容納那些不復獨立存在的民間節日形式的貯藏器”①。狂歡式使狂歡節不再受特定的時間、場所限制，而是滲透到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狂歡化是對現實生活的一種反叛，“狂歡的節日廣場文化總是在不斷地顛覆等級秩序、消除尊卑對立、破壞嚴肅統一、瓦解官方和民間的界限，讓一切邊緣化”②，這與當前網絡直播人人都有麥克風，人人都有直播間的情況有著完美的契合，它建構於虛擬網絡基礎之上，依賴於其獨特的視覺性、社交性和互動性建立起全新的狂歡廣場，是具有相當影響力的全民參與其中的媒介奇觀，而這一奇觀正在從多個層面消解和重塑我們熟悉的生活狀態。

　　一、儀式與面具：虛擬人格的建構

　　狂歡理論的前提是存在著兩種截然不同的世界，第一世界是充滿秩序的權威的存在，后者是則是倒置的存在，供人們褻瀆和嬉笑，加冕和脫冕是狂歡節所特有的儀式，正是這種儀式性的行為實現兩個世界的轉換，賦予狂歡節特有的內涵。與現實生活不同，狂歡節中的加冕對象是地位低下的小丑或者奴隸，人們戲謔地給他們穿上國王的服裝，這種喜劇式的儀式是對現實世界的反叛與區分。巴赫金還指出面具的重要性，認為它是狂歡節怪誕詼諧的象征，是對統一和雷同的否定，通過佩戴面具，實現了參與狂歡者的匿名和人格的重建。中國社會經過幾十年的發展，社會文明程度和經濟水平不斷提高，尤其是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之后，正在逐步走向民主法治的理性社會，但與虛擬的網絡世界相比，現實世界由於發展尚不成熟而仍舊存在著諸多權威、不公和特權。在這種情況下，網絡視頻直播平台就成了狂歡廣場，在這裡人人平等而自由，擁有充分的發言權和表達權。當網絡主播和觀眾進入直播間，戴上耳機打開麥克風開始直播或觀看直播時，就完成了一種儀式，完成了角色轉換，脫離了原來社會框架中的自我，開始進入狂歡世界。

　　窺私欲、表現欲、模仿欲、被認同欲等等，這些在現實世界被理性壓抑和控制的本能欲望在匿名的環境中被放大。傳統的建立在血緣、地位、組織等基礎上的信任，在某種程度被網絡直播平台創建的“超自由”運行機制所破壞，所有參與者的社會角色和社會責任或被擱置一旁，或被拋之腦后，隨心所欲地進行虛擬人格的建構。戈夫曼的擬劇理論認為，社會中的人都在某一意義上進行著表演，針對不同的場景、不同的對象按照不同的要求在前台扮演著不同角色③。他認為的前台是一種制度化的存在，這也對應著狂歡理論中的第一世界，在這裡人們總是被賦予各種標簽，在表演的過程中，表演者總是按照某種預設給予觀眾某種印象，換句話說當處於觀眾的注視狀態下時，演出者時刻都在通過建構虛擬人格以滿足觀眾的需求。后台是個人生活空間，是自然放鬆的，處於后台的表演者才呈現真正的自我。

　　網絡直播將舞台場景拓展到了原本屬於后台的個人生活空間，原本不適宜出現在前台的生活化形象迎合了受眾窺視后台的好奇心，看似屬於主播私人生活的臥室、廚房等場景變成了他們的秀場，完成了后台前置的轉換，而這種轉變不易為受眾所覺察，他們認為主播所展示出的生活和性格就是他們的真實面目。媒介技術的進步讓受眾的體驗更為生動真實，而越覺得真實時，說明虛擬與現實之間的邊界就越不清晰。直播在形式上看似真實，是主播私人生活私人觀點的真實呈現，實際也是表演者為獲得認同和滿足，甚至是經濟利益，戴上面具進行的構建虛擬人格的精心表演。為了博得觀眾眼球，吸引更多的粉絲為自己刷禮物，獲得更高的經濟效益，主播們熱衷於在直播平台搭建的狂歡廣場上，構建各種匪夷所思的虛擬人格，甚至不惜做出觸犯法律的行為，這也是造成當前網絡直播中怪象叢生的根結所在。

　　2016年11月，擁有67.8萬粉絲的主播“快手杰哥”直播做慈善引起關注，一時間十幾萬人在線圍觀。畫面中荒涼的背景裡，一名男子給一群穿著破舊的村民發錢，旁邊還蹲著幾個孩子。當我們感慨於人間大愛時，事件卻發生了翻轉，網友爆料發錢者在直播結束后又將錢收回，這一行為的目的純粹為了增加觀看量和吸引粉絲“刷禮物”。被曝光后，該主播為了表示悔改之心，又在直播中喝掉一瓶消毒液，最終以被送入醫院收場。無論是直播“做慈善”還是直播道歉，都是主播為了吸引粉絲，刺激觀眾的收看欲望而制造的噱頭。然而這種跳梁小丑般的演出並不是特例，狂歡廣場上“直播造人”“直播女生寢室”等等一系列亂象屢屢發生，虛偽的面具背后是對正常社會秩序甚至是人性底線的公然挑戰，是迎合部分觀眾惡趣味，追逐個人經濟利益的私欲作祟。在享受狂歡廣場帶來的自由和愉悅的同時，用戶應在合理合法的表演框架內進行人格建構，而不是單純圖一時之快，而造成框架失調，給社會帶來不良影響。

　　二、符號與消費：全民狂歡的商品價值

　　狂歡節中加冕儀式既是儀式性的表現，也是象征性的行為，通過加冕普通人在狂歡廣場上擁有了國王身份，獲得暫時的虛擬的狂歡快感。網絡直播中主播在自己粉絲的簇擁下，一呼百應，也完成了“加冕”，成為自己直播間中的“國王”，這種滿足感並非物質上的獲得，而是一種符號化的虛擬的滿足。鮑德裡亞的消費社會理論認為“物品都徹底地與某種明確的需求或功能失去了聯系。確切地說這是因為它們對應的是另一種完全不同的東西——可以是社會邏輯，也可以是欲望邏輯”④，換言之今天消費者由原來對商品使用價值的需求轉變為對符號化了的地位和身份的追求。這也是一種后結構主義范式下的理解，我們不再關注消費行為本身，更在意的是消費過程中的快感與滿足和消費行為背后的意義建構。結構主義范式下的傳播學理論認為，傳播的意義在於信息的傳遞，符號的功能就是傳情達意。在網絡直播中有大胃王直播自己如何吃掉十人份的飯，有的直播對著手機絮絮叨叨地自言自語，有的直播自己玩游戲，有的甚至就是直播自己睡覺，這些直播內容在傳統傳播學者看來無聊、無味、無意義，根本沒有任何觀看的必要﹔然而粉絲並不在乎主播播出的內容是否有傳統觀念中的“意義”，而隻在意觀看過程中心裡的滿足，這種滿足可能是通過對照建立起的自我認同，可能是單純的陪伴的慰藉，不管為了何種目的，他們默默地觀看著直播。各直播平台紛紛推出“游艇”“飛機”“鑽石”等虛擬禮物，當粉絲們給主播“刷禮物”達到一定金額時，屏幕上會出現特效，主播也會中斷直播內容，對進行“打賞”的粉絲進行感謝，並與之互動。粉絲們購買的禮物往往價格昂貴，沒有任何使用價值，但在直播間這一特定場景中，貨幣轉化為視覺符號，甚至轉換為直播與自己的互動，在直播間中成為其他粉絲的關注焦點，在互動過程中滿足自我娛樂的需求。

　　網絡直播平台作為媒介技術與商業經濟合作的產物，處於商業化的運作機制中，盈利是它的先天使命，難以擺脫商業資本的操控，這一背景下的全民狂歡便具有商品價值。直播行業已經進行過兩次升級換代，進入直播3.0時代。UGC時代，將個人小視頻上傳到視頻網站，還不能稱為嚴格意義上的實時直播，但這是直播的雛形。之后出現了以游戲直播為主的YY直播、六間房等網頁端的直播，受技術限制，其應用領域和受眾范圍有限。如今的直播已經進入了“隨走、隨看、隨播”的移動視頻直播時代，直播的場景由室內的網頁端發展到室外廣闊的空間，應用范圍得到極大的拓展。技術的進步降低了准入門檻，所有人都可以拿起手機進行直播，這極大地推動了直播行業的發展。目前國內已注冊的直播平台有200多個，僅2016年一年就有100多家直播平台創立。網絡視頻直播行業是一種“眼球經濟”，誰能抓住觀眾的眼球，誰就是贏家，為此各大平台熱衷於爭奪優質的主播資源。網紅是網絡直播平台資源爭奪的主要戰場，他們靠自身顏值，或翻唱歌曲、或直播化妝過程、或灌輸心靈雞湯、或插科打諢來吸引粉絲圍觀和贈送禮物，完成價值創造的過程。明星也是直播平台的必爭之地，Angelababy曾為一美妝品牌代言，並在直播中為推薦該品牌而使用其口紅，一時間引發近500萬人觀看，更是在不到兩個小時賣出了近萬隻。另外papi醬、羅振宇等有著自己想法和固定受眾的自媒體人，也是直播平台所爭奪的對象。羅振宇的《邏輯思維》本身擁有較大的受眾群，他在錄制節目時在映客上做了同步直播，這一舉動吸引了10萬粉絲觀看。在激烈的行業競爭中，直播平台受到商業利益的驅使，疏於管理，對直播內容不加限制，對主播的失范行為不聞不問，任其發展，導致低俗淺薄的節目內容不斷出現，挑戰著人們的道德底線。快手作為當前最活躍的網絡直播平台之一，日活用戶和流量都在同類平台中位居前列。但由於過分看重利益，快手平台的審核標准極為寬鬆，直接導致平台上一些主播做出博眼球的極端行為。震驚之余，人們紛紛要求封殺快手。

　　直播平台的失范還表現在主播們為了獲得粉絲關注，進而加冕成為“國王”，而使用各種匪夷所思的手段。在消費社會中，網絡直播中粉絲在觀看主播節目，進行符號消費的同時，成為了商品，具有了商品價值。受眾商品論認為，受眾是被生產的，他們在觀看傳統媒體制造的節目同時也轉化成為商品，並被賣給了廣告商。主播們一方面極盡所能吸引粉絲圍觀和送禮物，從直播平台獲得分成﹔另一方面將數目巨大的粉絲打包賣給廣告商，通過在直播中向粉絲推介產品達到商業推銷的目的。Papi醬雖不是網絡主播，但作為2016年最成功的網絡紅人，一條廣告賣出了2200萬，美妝主播紛紛在直播中推銷各類化妝品，游戲主播紛紛推薦同類游戲，這些都是“社會意義的欲望”所激發出來的需求。關注量就是效益，在經濟利益的驅動下，部分網絡主播窮盡各種手段吸引粉絲，侵犯個人隱私，挑戰道德底線的行為屢見不鮮。

　　直播平台和網絡主播隻追求經濟利益而忽視法規人倫的行為，從長遠看不利於直播行業的發展，想要獲得長遠發展和更多的經濟效益，行業內必須形成規范，進行自我約束。目前，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已下發通知，規定網絡視頻直播平台需持証上崗，這對於從平台層面進行監管有積極意義，可以督促網絡直播平台對簽約主播的內容進行審核和把關，然而更重要的是每個參與者把握尺度，在合理合法的范圍內進行內容生產。

　　三、解構與重塑：顛覆的話語狂歡

　　狂歡節中不再對演員與觀眾進行區分，所有人都積極參加到狂歡式之中，人們在種種粗俗、戲謔、自由和無拘無束的親昵中釋放自我，打破常規，不受教條、敬畏、權威的約束，對原有的規范和秩序進行挑戰。巴赫金突出了狂歡廣場的重要性，認為它具有全民參與性，是普通大眾進行狂歡產生共鳴的場所，在這裡每個人都是平等而亢奮的，積極地表達著自我。他所強調的全民性與當前全民參與直播的狀態有著一致性，網絡直播平台的出現為全民發聲提供了完美的狂歡廣場，從宏觀社會角度看，狂歡廣場的出現在多角度重塑了原有的社會秩序。

　　一方面，網絡直播平台的出現打破了傳統媒介的“中心化”傾向，使信息交流方式更為平等開放。相比較於傳統大眾傳媒一對多、非實時、幾乎無反饋的傳信息播形式，網絡直播具有更強的開放性和交互性，不再是觀眾圍繞著電視廣播轉，接收“填鴨式”的信息灌輸，而是“去中心化”地自主選擇播什麼、看什麼、交流什麼、反饋什麼。尤其是彈幕的出現，使主播與粉絲可以實現實時互動，真正實現了無腳本、無彩排、觀眾決定內容的生產方式。媒介環境學派代表人物麥克盧漢認為，一切技術都是人的感覺的延伸，媒介即訊息。我們的社會經歷了部落化—去部落化—重新部落化的過程，電子媒介的使用，使得原有的人類活動領域不斷“縮小”，逐漸形成一個部落，由此提煉出“地球村”的觀點⑤。網絡直播這一媒介形式的使用使得信息傳播交流模式發生了徹底的改變，它真正消除了時間和空間的距離，將人際傳播的感受嫁接於大眾傳媒形式，跨越時間和空間界限，實現了“面對面”的、即時的、互動的大眾傳播，人們仿佛回到一個部落之中進行信息交流。

　　另一方面，互聯網時代，以自媒體為代表的新媒體形式大行其道，傳播者與受眾的角色定位逐漸模糊，傳播者的權威地位下降，網絡直播平台更是消解了兩者之間的界限，提高了以往傳播方式中受眾的主體地位。狂歡節上不論身份地位，人人平等，觀眾和演員也不再被區別開來，每個人都積極參加到狂歡陣列中，每一個參與者都是一個獨立自主的存在，而不是被動消極的客體。換言之，它強調傳者與受眾之間的主體性和交互性，兩者之間身份地位存在著轉換。網絡直播的流行給了普通大眾發聲的機會，原先大眾傳播形式中沉默的受眾也開始拿起麥克風發出自己的聲音，一個個直播間儼然就是一個個小型的電視台演播間，他們或嬉笑吐槽，或展示才藝，或灌輸心靈雞湯，這種話語表達權的獲得消解了傳者與受眾的距離和隔閡，傳播活動中受眾的地位得到了提高。

　　法國社會學家福柯認為人與世界的關系是一種話語關系，所謂的話語不再是表情達意的符號，也不是現實與語言之間的摩擦面，而是有著自身的規則，用以建立秩序及言說之物的界限。這種話語權並不是人人均而有之，由於社會資源分配不均和“知溝”的存在，話語權更多地掌握在社會精英的手中，他們控制著媒介表達形式和內容，進行著議程設置，掌握著社會的聲音，普通受眾則難以發出自己的聲音。網絡直播中的受眾不再是“沉默的大多數”，他們對事物有著自身的理解和評價，有著自己的風格與特色，不再處於被支配地位，建立起自己的話語權，充分表達著自我的觀念，進而解構了原有的話語秩序，建構出一個更為平等開放的話語邏輯。這種為大眾所掌握的話語制度的確立，有利於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從“長尾理論”看，即使看似再小眾的文化也有特定的受眾欣賞，僅僅依靠主流媒體和傳統媒體進行內容生產，遠遠不能滿足廣大受眾的不同需求，網絡直播的發展可以豐富文化形式，滿足不同人的文化需求。

　　隨著原有社會規范和話語秩序的消解，新的話語體系尚未完全成熟，在實際運行過程中，難免出現差錯，存在失范現象。馬克思主義傳播觀強調精神交往的重要性，認為其與物質交往互相聯系，互相作用，物質交往是精神交往的基礎和根源，精神交往是物質交往的直接產物。網絡視頻直播具有自身的特點和運行機制，但仍是一種現實的社會交往，是人類物質交往的直接產物，我們在研究網絡直播的同時，“不能忽視精神生產資料的佔有方式和社會制度對信息生產和信息傳播的制約作用”⑥，應該對其所處的社會環境進行分析和理解。我國市場經濟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也將人們的關系物化，物質的豐富也帶來精神上的孤獨與空虛。當原本嚴肅的、權威的秩序被瓦解，大眾沉浸在短暫的麻痺和狂歡之中，過度釋放自我甚至一時迷失自我，這給當前的網絡直播失范現象提供合理的解釋。如果大眾只是沉溺於自由聲音的獲得，找到情緒的宣泄口，而不重視自己發聲的質量，那這種權力終將是虛妄。

　　四、結語

　　網絡視頻直播的發展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狂歡廣場。新的表達形式在內容上難免存在過度的自由和意義的淺薄，現有的國民素質又難以推動“大眾”向“公眾”的轉化，於是網絡視頻直播平台中的失范現象屢屢發生，用戶也難免一次次淪為“烏合之眾”。對待網絡視頻直播這一新的媒介形式，我們應堅持其作為一種媒體技術的中性原則，它為社會創造著新的信息交互方式和更廣闊的公共空間，但其本身沒有價值導向。我們不能任其無序發展，如果只是單純追求話語狂歡帶來的虛幻的自由，那麼我們終將陷入更大的空虛之中，弗羅姆曾說“唯獨當我們有能力可以有自己的思想時，表達我們思想的權力才有意義”⑦，隻有融入人文主義情懷和足夠的理性思考，在內容和形式充實創新，網絡直播的全民狂歡才能在理性與非理性中找到平衡點，減少網絡不良行為，促進社會更好地發展。

　　注釋：

　　①[俄]巴赫金.巴赫金全集[M].李兆林等譯.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250.

　　②劉慶華.巴赫金狂歡理論視角下的微博現象[J].河北師范大學學報,2012(2):135.

　　③[美]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現[M].馮鋼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21,34,211.

　　④[法]讓·鮑德裡亞.消費社會[M].劉成富，全志鋼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14:3.

　　⑤[加]麥克盧漢.理解媒介——論人的延伸[M].何道寬譯.商務印書館,2000:33,96.

　　⑥許正林,李名亮.微博“交往理性”的現實性質疑[J].西南交通大學學報,2013(3):38.

　　⑦[美]弗羅姆.對自由的恐懼[M].許合平,朱士群譯.國際文化出版社,1988:113.

　　基金項目：本文系北京市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網絡視頻社會責任失當成因及傳播正能量引導機制研究”（項目編號：16XCA001）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北京師范大學新聞傳播學院）